一、西方科学的管理方法在中国为什么收不到良好效果　　　　　　　　 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经过30年的努力绝大部分企业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管理问题由创业阶段的次要矛盾上升为转型期或成长期的主要矛盾。但是目前企业的管理处于战国时期，各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同的人纷纷提出自己的不同的主张，﹙包括西方管理）结果，形成了企业“小”、慢”、“乱”的现状与总体上管理混乱的格局。这就象一群体能素质和技能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的人参加一场田径赛，没人知道终点在什么方向。发令枪响过之后，人们四散开来，他们或根据自己的意识判断、或根据别人的指点，纷纷向自己心目中的目标跑去，结果只是极少数的人到了终点。这些到达终点的人并非都接受过体能和技能的训练，而那些接受过体能和技能训练的人并非都能到达目标。这就是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水土不服的原因——在错误的方向中体能素质水平和技战术素质水平越好，偏离目标越远。其结果反倒不如盲目漫跑的人，这也是人们对科学管理提出质疑的原因。　　　　　　　　 西方现代科学管理理论及方法是在漫长的工业文明进程的基础上发现总结出来的，并且都是经过实证证明的系统性理论。科学的东西毕竟是科学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西方科学管理之所以在中国“水土不服”，不在于西方管理科学本身，而在于我们的管理指导思想进入了误区，发生了偏差。在对管理哲学没有明确认识的情况下，管理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传统文化（有人把传统文化视为中国的管理哲学）作为管理指导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与西方管理科学的基点是不一致的，在这样的管理思想指导下，科学的管理方法只能结出苦果。　　　　　　　　 二、管理思想误区的成因　　　　　　　　 管理思想走入误区的成因不是单一的，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次是管理理论界的误导；其次是管理的认知水平；其次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理论形成一个广泛的文化体系。其中道家理论位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其余各家位于应用层面。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自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把儒家思想从“术”的层面提升为国家思想，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其实是人学和伦理学的应用哲学层面），其核心是“人”，倡导的是“有为” 和“智慧”。　　　　　　　　 儒家思想作为组织管理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把它放在组织层面作为组织管理的指导思想，在先期对组织管理具有推动作用。一旦组织稳定之后就会显现出巨大的破坏作用，使管理者欲罢不能，直至组织解体和僵化。把儒家思想放在它原本的位置，对组织建设有利而无害，放错了地方就变成了鸩心巧克力。从历史上看自确定了儒家思想地位之后，中国自汉以来几乎止步不前，其间几次著名的盛世之治无一不与采纳了道家主张（管理哲学思想）有关。从现今企业看，凡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企业无不发挥“人”的作用，创业初期有较强的凝聚力和信息反馈速度。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候，靠领导一人之力难以应付全面工作了，企业领导要面临两项选择：一是采用科学的方法发挥组织作用管理企业，以求继续发展；二是仍旧采用人治管理维持现状，企业停止发展。在经济规律和人性规律的支配下，企业领导往往选择前者。这时候新的问题来了，由于现代科学管理的基点是“事”，管理作用的发挥靠的是组织，这就要求上级领导要交权给组织——授权；要求下级管理者分权——现代管理与人治管理发生直接矛盾。对于习惯以我为中心的上下两级管理者们而言，因其上多智，所以其下智多，对下级管理者收权易造成管理层干部人心逆反，干部队伍不稳。企业主要领导向管理层分权因下智多又怕造成企业后患，这又给企业主要领导造成两难选择。前面的两项选择是定量选择的话，这个两难选择就是定性选择。在崇尚自我和智慧的大环境下逼迫企业主要领导不敢轻言授权，而在人治企业中授权对象职位越高，对企业造成的潜在威胁越大、除非是他非常相信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无奈回归人治管理，毕竟企业僵化比死亡好些。这时传统文化的害处暴露无遗，使人成瘾，欲罢不能。　　　　　　　　 （二）管理理论界的误导　　　　　　　　 至目前为止，管理理论界对于用什么样的管理哲学思想指导企业界的管理实践，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各自按各自的认识给运动员指出终点的方位，其中有传统文化说、有方法说、有移植西方管理哲学思想说、有兵家思想说、有法家思想说、有“中国式管理”说、纷纷纭纭，莫衷一是。这些说法都不全面，甚至是有害的。最为有害的是脱离了客观规律“用奇（用智）”和“人为”的管理主张。在我们管理理论界、高级学府的培训机构、管理咨询机构或管理研究机构中，有些人堂而皇之地在误导企业界的管理者。例如某学者倡导的“中国式管理”虽然在字面上主张用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方法相结合来管理我们的企业，但是他对“中国管理哲学”的理解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把它称之为哲学，也只是在“人学”和“伦理学”方面的应用哲学。如果把这种位于“术”的层面的思想提升到整体的层面，作为企业管理总的指导思想，将会把企业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有些讲座和培训机构使管理者知科学管理其然而未使其知所以然，造成培训的东西不能应用于管理实践。也许是利益趋动、也许是没认识到，总之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　　　　　　　　 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意思是认识到了根本的东西提一纲而得全目，认识不到根本的东西，学得越多越陷于迷惑。统一了对管理思想的认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个问题非常紧迫，应引起管理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三）管理者的认知水平及思维贯性的影响　　　　　　　　 管理者的认识误区除了以上两个因素之外与其自身的知识修养有一定的关系。首先是管理者的管理理论认知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现在仍在管理岗位上的第一代创业者，大都没有接受正规的管理科班教育。感到需要了，一方面学习其他企业零星的经验，另一方面本着“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用奇”思想（这也是一般中小企业的一种普遍的管理思想），逮什么学什么。最常见的现象是热衷读“点子”，读“励志”而不愿读枯燥无味的原理书籍，舍本而逐未、滥学添惑，欲速则不达。　　　　　　　　不从原理上系统地认识管理，得到的认识是零乱的。这就造成了他们善于从事物的表象观察事物而不善于从形而上的高度思考问题，这就使他们的管理经验和认识象一颗颗珍珠，虽然每一个珍珠都那么圆润晶莹，但很难串成一串项链，从而使他们的知识不能用来指导企业的全面管理。　　　　　　　　 其次，管理者的思维贯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这个原因与其管理知识修养有很大关系。比如说，企业在创业期的管理指导思想、思维方式、管理模式、管理主体作用发挥等与企业在成长期的要求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成长期与成熟期的要求又不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当前大部分管理者系统管理知识上存在不足，所以在对企业发展的总体认识上形不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创业阶段形成的思维方法和管理方法，这种在创业期具有良好作用的管理形式到了企业形成一定规模时就会变成包袱。由于观念决定行为，所以他们就会背着这个包袱走进了创业期与成长期之间的第一个转型期。　　　　　　　　 在转型期中，客观要求我们的管理要件必须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固有的管理形式与新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迫使企业不得不去应变。由于思维贯性的作用，大多企业仍在“用奇”的思维方式下寻求管理方法上的突破，因此引进西方现代管理方法。这又产生了指导思想与方法的严重错位（180°），又回到了西方管理“水土不服”的老话题上了。固有的思维贯性产生的原因仍旧来自于管理思想的认识。　　　　　　　　 三、用什么样的管理思想作为企业的指导思想　　　　　　　　 管理思想是指上升到形而上层次的管理认识，也就是管理哲学思想。管理哲学思想对管理的认识有三方面的基本问题：管理是什么、管理为什么、如何管理。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西方管理哲学的观点是一致的。究竟选择西方或中国管理哲学思想指导中国﹙中小﹚企业的管理实践较为有利呢？这要作具体的对比分析。　　　　　　　　 ﹙一﹚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哲学的比较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管理哲学应该是春秋时期老子所著的《道德经》。《道德经》是在中国传统哲学《易经》自然观基础上的，应用于组织管理工作和管理者自我管理的社会观、组织观、发展观、行为观及管理方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总和。《道德经》虽然区区五千言，但它用精准简炼的语言把形而上所涉及的管理思想和形而下所涉及的管理方法，从整体到具体详细而系统的进行了论述。语言之精辟以至于每句话、每个词甚至每个字都可以展开独立成章。其深度、广度、认识水平远远高于现代西方管理哲学。　　　　　　　　 西方管理哲学产生于上个世纪的1978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霍金森出版了《管理哲学》，1983年又出版了《领导科学》。西方管理哲学的体系架构一是管理学的基本问题；既管理是什么，管理为什么，如何管理。二是管理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创造一种适合管理哲学自身的方法论 。三是管理哲学的不断改进。　　　　　　　　 西方管理学所涉及的问题《道德经》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而且在体系架构方面远远比西方管理哲学更加深邃和宽泛。　　　　　　　　 ﹙二﹚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现代管理科学一致性的比较　　　　　　　　 西方管理科学思想源于西方哲学，而西方哲学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的宇宙观、世界观及事物规律的认识观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完全一致，只不过时间上比中国至少晚3000年左右。二者的认识都是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当中国传统哲学已进入组织管理（天下、邦、国、乡、家的管理）和管理者（王、侯等统治者）的自我管理的应用时（管理哲学的产生），古希腊哲学正围绕“一”与“多”展开。　　　　　　　　 西方管理思想重点是“事”，管理的出发点在于“治”，管理方法在于“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中国管理哲学思想的重点也是“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则在于“人”）管理的出发点在于“防”。这一点比西方管理科学领先了一步。中国管理哲学对管理方法的认识是“始制有名，无为而治”，即在组织管理与客观规律的双重要求下展开管理活动。这一点更能让主体明白“管理方向”和“管理方法”的一致性和科学性。　　　　　　　　 中国管理哲学对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的原则方面的探讨水平远远高于西方管理科学探讨的范围和深度。尤其是对管理主体的思想和行为的探索远非西方管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能企及。这些深邃的思想意识的形成是由于上万年的社会实践（中国古代两仪哲学思想起源于12000年前）和对事物运动规律观察的高度总结的结果。没有时间作为积淀是难以达到的。　　　　　　　　 可以这样说，中国管理哲学是今后全球管理哲学研究和管理实践的指导。真理的发现和科学的结果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企图探寻另外一种全新的管理哲学思想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　　　　　　　　 西方现代科学的管理方法之所以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是我们的管理指导思想陷入了误区。管理理论界和企业界自觉或不自觉地误把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中国管理哲学，某位“中国式管理”的倡导者就是如此认为。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兵家、法家思想）的中心是建立在“人”和“智”的基础之上，其共同点是主张“用奇”进行管理，从而把管理引向误区，造成了中国企业长期在小规模低水平状态下的生生死死，其危害性极其严重。欲解决这个问题，进而在管理上创新，首先要解决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管理哲学这个认识。　　　　　　　　 哲学是研究事物本源的一门学问，它的研究方法是探索、总结和发现而不是创立。这种本源和发现具有排他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符合现代“哲学”定义的中国的形上认识理论，唯一的著作就是老子的《道德经》。而其他诸子百家的理论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应用于莫个方面的形而下的应用哲学或方法论。　　　　 认识论解决的是方向问题，方法论解决的是技能问题。方向对头了好的方法可以发挥好的作用，方向错了方法越好其破坏作用越大。就像参加一场机动车拉力赛，方向错了车子的性能越好偏离目标越远，这就是“中国式管理”大受追捧，而西方科学的管理方法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使中国（中小）企业长期以来用错误的思想指导企业的管理，造成了“巧治”方法添乱、科学方法更乱的管理迷局，致使中国（中小）企业永远难以做大。　　　　　　　　 学术界把《道德经》归类于自然哲学，实际上它是基于自然哲学基础之上的管理哲学。《道德经》用三分之一篇幅论述了自然哲学思想，三分之二篇幅论述的是管理哲学思想、其中组织管理和管理主体的自我管理各占一半。按我们现在的归类划分，可定义为管理哲学。　　　　 它从自然哲学思想出发，系统性的论述了组织管理（治国）思想本源（发现规律利用规律）以及管理方法的原则。希望引起管理理论界和企业界的重视，从管理的视角重新审视《道德经》的现实意义，把《道德经》作为管理主体（包括企业在内的一切社会组织和管理者）的管理指导思想，才能确保我们的管理实践不至于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