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政治经济学”有望文生义式的解读，因为近十几年的“国进民退”生态的原因，中国民营企业相当多的一批老板的确在以企业倒退为代价解释着望文生义的“政治经济学”。被政府称之为“企业家”的老板们，纷纷慷慨地把一直吝啬给人的股份巴结着出让一部分给国企，设法请来党政官员或在政府任过职的手眼通天的人担任要职，请“老领导”、“老首长”当独董或顾问更是两全其美，效仿当年厦门赖昌新的建“红楼”支起各种隐秘而高大上的俱乐部主要用于政府公关：中国民营企业毫不犹豫的把血汗钱抛洒出去，画出了一道道欧美人欣赏不了的中国式风景线。
“无利不起早”，“商人重利轻别离”，“无商不奸”：这都是民间对商人对企业主的基本判断，尽管未必皆如此。上面列举的各种现象对于刻意为之者当然有其苦心，或为了保护自己来源不清的资产，或为了取得一般人难以得到的各种“许可证”，或为了中国最大买家的政府订单。如果说，从经营层面或维护外部环境层面这些做法还是“营养”，那么以同样的思维逻辑在企业内部形成的国企化或政府化的行为习惯和组织氛围只能是“病菌”。
民企国企化的表征有以下种种：
对企业管理者授以官职，各级经理“官”为主任、处长、科长，管理者自己也习惯别人称呼自己的职务。表面看，无非一个叫法，都是一回事，但由此形成的“官文化”就非常有害。既然是官，就强调下属必须听我的，动辄“我说了算”，下属做事变型或方式方法不如自己意愿就认为是“不听我的”。各级管理者以岗定薪和论功行赏困难，方便的做法是按官级给待遇。当官了，就不愿意下基层去车间，不习惯也没有意愿与基层一线员工交流，掌握情况靠的是隔着八个十个层级的汇报，层层扒皮，报忧不报喜，问题都被埋藏了。官一多，开会排个座次都吃力，甚至吃饭为了座位都让工作人员冥思苦想半天，更不用说琢磨什么文件谁签批，什么文件给谁审阅，什么手续给谁把关（虽然，多数最后是一位大佬说了算），办件事太难了，比在外面求客户还吃力。基层员工最好的甚至唯一的职业上升通道就是“当官”，哪怕当个班长也是重要的起步，没有人愿意苦心钻研技术和技能，技术好和技能强的也不愿意走专家发展的道路。
开会、交流（包括讨论问题）不能也不愿说真话，更不敢表述反对意见，唯上是从。表面看尊重、服从，执行力强，团队融洽；实则下属对上司的表态、安排和指令不假思索，简单应对。如果执行中没有障碍倒也相安无事，但绝对不会有意愿提高标准和创新；如果遭遇困境，就可能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应付。总经理（总裁）办公会和公司（集团）调度会都成为思想灌输的会加工作安排的会，没有对问题的评估，没有对风险的分析，没有对失败的未雨绸缪。上司在工作过程中很难得到下属的补充，很难深入做科学论证，决策失误的几率大大提高，受害的最后是企业。
整个公司容易形成论官排座次、以辈分论优劣，时间一长上上下下开始学会奉承上司，核心人物很容易成为小社会内的帝王。套话、假话、吹捧话、肉麻话开始大行其道，来自于上司的错误（包括最高层幼稚的、常识的错误）不会有人予以纠正和修改。企业内很多事务成为典型的捧臭脚行为，但皇帝的新装不会有嘴快的孩子指出来。高层管理者于是就自以为成仙，开始“伟光正”了，自信永远不会犯错误，而且永远无人能及，不可一世。企业大佬也学会让秘书端茶杯，也终于自己不会开车门，不知道某一天上便所会不会亲自拉开拉锁？核心人物的个人爱好成为公司习惯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公司战略的一部分。企业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客户价值，但在这种企业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只是为了几个人高兴。
工作作风不务实，喜欢下文件，喜欢开会给下属洗脑，开始学会了“关于****的通知”和“要***，不要***，一定***，必须***”一类的语调，后面加上“钦此”版的“望各部门各单位遵照执行”。管理者没有耐心讨论流程，不去分析环节，没有标准的推敲，更没有细节的研判，怎么执行似乎从来不是问题，最后做不到位甚至做不下去，当然就是指责下属了，至于管理者责任连想都不会有人去想。在企业显眼的地方一定是“领导关怀”，各层级头头脑脑来露了一次脸的照片迅速成为企业实力的一部分，一堆大头贴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品牌的重要元素。公司的门楼子越做越大，到处是标语口号甚至是领导讲话，大佬们在会议上随心所欲说的一些没有系统甚至没有逻辑的一堆话，很快成为公司重要文件下发各子系统。市场出现困难，当然是行业下滑，是宏观形势不好；但是，为什么有些同行还能活得很好，我们的产品结构为什么调整不过来，新的细分市场我们为什么发现不了，我们的骨干为什会流失，我们的成本为什么就下不来等等，这个时候考虑就太迟了。太长时间，过于务虚。
凡此种种，不能尽数。
也许有一些突出的国企并非如此，但绝大多数因为环境原因只能如此，除非负责人出奇地清醒。民企的国企化，也可以归结为政府化。政府这样搞没关系，有高比例的税收养着，有党在保护着，不会倒闭，不会破产；但是，我们是企业，是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找生活的弱势群体，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