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提出：谈企业管理的人很多，众说纷纭，甚至互相矛盾，你的意见是什么？我认为，恶补科学管理的课眼下是必要的。企业管理，并不可能像西藏的通讯和交通：固定电话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一转眼就用上手机了；昨天还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今天已然是白云间的高速公路。 　 在我的另一本书《精细化管理》中，我们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中国企业走精细化的路是必要的，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根本没有企业。27年前，中国即使有叫“企业”的组织，充其量也只是国务院的一个加工车间或一个配送中心。企业不管市场，不理销售，自然也用不着操心采购，一律统一配给。就生产而言，人财物一个也没管到位：人是由劳动局、人事局、组织部在管；财的管理形同虚设，利息的概念都没有，连成本也是极少数人考虑的，更不用分析投资回报率、资金使用效率、机会成本等等；物的管理表面上是很不错的，小有物资科，大有物资处，更大有物资局，但都是管一堆死的东西，静态的，“物流”一词是近五六年的新概念。 连企业的概念都不完整，企业管理更无从谈起。中国虽然是一个劳动力极为丰富的国家，同时我们又是一个组织效率低下的国家；中国虽然是一个消费巨大的市场，同时我们又是一个尚未建立起秩序和规则的市场；中国是一个极为在意人际关系的社会，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明显缺乏互信的社会。从企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我们认识管理的确是很晚的。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们极大地与全球性的工业化汇流了，因此，我们不得不花更大的精力、更高的代价回过头来思考管理问题。虽然，我们的祖先非常伟大，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其中不乏深邃的管理哲学，但毕竟没有落实到方法、步骤、工具，故而难得要领，更难实施。于是我们转向了西方，转向了更为务实且易于掌握的一些管理科学。 　 西方在1910－1920年间，管理也主要是强调规模效率，做大是主要的考虑；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W. 泰勒（Frederick　 W. Taylor）的人，才让人类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科学管理时代。这位因为视力差而没有上成哈佛（通过了入学考试）的工程师，一生获得了100多项专利，但使后人对他敬仰的还是他的著作《科学管理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泰勒坚定地认为“几乎没有一个熟练的工人不是投入大量时间研究可以如何慢速工作，并且还使雇主相信他的工作速度恰到好处的。”于是，他努力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他找到了如下途径： 1、分析某一特定工作，找10或者15个特别擅长这一工作的人； 2、研究每个人精确的一系列基本操作或运动，以及每个人使用的工具； 3、用跑表来计算每个基本活动所需要的时间，然后选择完成那一工作每一部分的最快方式； 4、去掉所有错误的、缓慢的、无用的动作； 5、把最快最好的动作和最好的工具收集成一个系列。 泰勒在纽约进行的一次管理演讲，竟然吸引了69000名听众。尽管，今天诘难泰勒成为了一种时尚，但无论如何“科学管理”是一大飞跃，不仅仅是从生产力方面，而且就劳动力的尊严而言都是如此。（参考斯图尔特·克雷纳等著、陈历明译、万卷出版公司出版《大师》一书） 　 我们的企业进化到了今天，原本很原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根本就没有人去研究。比如：把每个工人的各项工作内容都转换成简单的基本动作；描述和记录每个基本动作及合理的工作，并且加以整理分类；研究并记录当优秀工人实际操作时，应该在工作时间上放宽多少百分比的弹性，以涵盖工作时不可避免的延误、中断和小型的意外；研究并记录为防止工作疲劳，应该容许工人每隔多少时间休息一次，每次休息多久。当然，更为复杂的是那些非机械操作工人、新的白领工人、知识工作者的管理，如何进行科学分析和有效调度。 我们不要一谈到泰勒就是压榨，就是剥削；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管理提高效率，然后减少劳动时间，减低劳动强度。这不是倒退，而是补课。 泰勒之后，才有了人际关系管理、组织功能结构、战略规划等等，至于全球化、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西方花了百余年走过的路，我们可以更快些，但阶段跨越则十分艰难。何况我们知道的名词多，并不等于我们学到的东西多。就算全社会热得烫手的“学习型组织”，也未必真的有多少人弄明白；自称“学习型组织”的企业，也未必真的符合当年《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圣吉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