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与哲学素养密切相关

    战略思维是一种对事关根本性、长远性重大问题的思维，它从不拘泥于一时一事、一得一失、一进一退，总是着眼宏观，志在长远。而哲学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战略思维是一种全局性、系统性的思维，它要求在决策中总揽全局、驾驭全局、把握全局，从不拘泥于一城一池、一子一目、一胜一负。而哲学既具有宏大的系统性，又具有巨大的逻辑感，它总是力图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到世界的统一性，并以此去解释世界上的全部现象。战略思维是一种具有前瞻性、面向未来的思维，是对未来发展趋势、不确定因素以及结果的预见和把握。而哲学则曾经被黑格尔比喻为“密涅瓦的猫头鹰”，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深思的理性，就像是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的猫头鹰那样深沉。哲学并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为宇宙立法”，而是人运用思维来把握世界本身的规律。由此可见，哲学为战略思维提供了最深厚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哲学素养，是不可能具有很强的战略思维能力的。

    战略思维的核心是能够把握住事物运动变化的发展趋势，做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具有良好的哲学素养。纵观中外军事、战争与思想的历史，各个时期的军事家，为了解释战争现象，揭示战争规律，寻求战争指导的制胜法则，都自觉不自觉地求助于当时的哲学成就。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也往往是伟大的哲学家或者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人。

    两千多年前，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诞生的伟大军事家孙子，就既是一位著名的战略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留给后世的《孙子兵法》既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军事思想的名著，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孙子兵法》把春秋时期及其以前丰富的战争经验，归纳为具有普遍性的战争规律，在敌与我、强与弱、利与害、进与退、胜与负等军事矛盾形式中，把握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作出了哲学化的表述。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等等。《孙子兵法》讲的是战争与军事，但它的眼界又超越了战争和军事，把“非战”、“非攻”、“不战”作为主帅用兵的最高境界，强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体现了一种对待战争的哲学态度。两千多年来，战争形态虽几经转变，但《孙子兵法》作为世界兵学之经典，仍然经久不衰。它吸引后人的不只是谋略、战术、技巧，更重要的是深邃的哲学启迪。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领袖人物，不但具备政治家的胆识，军事家的韬略，同时又具备哲学家的睿智。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菲利普·戴维逊在他上世纪后期出版的《毛泽东的战略》一书中，就评价毛泽东善于把军事战略与哲学思维融为一体，以哲学思维来指导军事战略，以军事战略来体现哲学思维，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它既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既阐发了高超的战略思维，又蕴涵着深厚的哲学底蕴，对战争本质和战争形式，对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对战争的物质基础和人在战争中的自觉性，对军事实践和军事认识的辩证过程，对战争力量强弱转化的条件、过程及规律等等，都作了极为深刻的阐述。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深刻阐述，如果没有很高的哲学素养，没有很深的哲学功力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毛泽东具备很高的哲学素养，所以他拥有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使中国革命峰回路转。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极大地统一了国人的认识，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同样体现了其战略思维的高远，比如，决定发展原子弹、氢弹，奠定了中国的核大国地位；邀请尼克松访华，形成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稳定了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提出“三个世界”的著名论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交往，使中国获得了远远超过自身经济实力的重要国际政治地位。如此等等，无一不向我们表证着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宏阔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