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是医改最大的阻力！
时间:2014-09-15 07:18来源:在路上 作者:杨海龙 点击: 2127 次
政府是医改最大的阻力！ 今天开始谈谈对医改的看法。如果大家觉得我的思路好，建议对头，就请转发一下。如果觉得不好，笑笑就算了。因为会上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医改在当前看不到成功的可能，只要能不再恶化就不错了。或许诸位或者诸位的子女将来有做大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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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医改的最大的阻力---中国医改各阶层分析
(2010-03-03 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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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这个题目，为了是吸引眼球。但谁是医改最大的阻力，这也是我很久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因为找到了答案，也意味着医改可以找到用力点，可以使思路更加清晰。写这篇博文，也是为了阶段性的记下自己的对此问题的看法，也希望园友帮助找到些答案。
有人讲，医改的最大的阻力在医务人员，个人以为并不是。所以，我们按一种推理的逻辑，找到医改最大的阻力，个人感觉还是从医改中各参与方找起，那我们先细数一下医改的各参与方：政府（指中央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和各参与部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药品和器械生产商和销售商、百姓。这几方应该是医改的主要参与方，也是利益的直接影响者。
再看医改对谁有利，从医改意见和方案看，其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中央政府为此困扰，严重影响了其威信，而百姓正是期望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医改做好了，他们是受益者，应该高兴还来不及，成为阻力，恐怕讲不过去。
再看卫生系统的各方，卫生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三者。从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看，这些年，从现在的医疗体制中得到暴利的是谁？是个别的大医院，但他们是国家的，医务人员？仅有少部分的医务人员得到了大笔的灰、黑收入，与之鲜明对照的是，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大都在“水深火热”中，也期望改变。而医改的意见和方案中一些措施，明显的分流了卫生主管部门的权力，这是他们不愿意的。从上面的分析看，个人以为从卫生系统内部看，医改的最大的阻力应该是一些不喜欢失去权力的卫生官僚集团（有的还有别的目的），少部分既得利益的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但这些人言改革时，并不谈这真实的目的（拿不到桌面上），而以损害医院、医务人员、患者利益等为借口，而阻挠改革，因为只有绑架了国有的医院、为人医病的医务人员、社会大众，才能达到他们和改革要价的目的。
另一个大阻力来自医药和器械生产和流通企业。因为医改对卫生系统只意味着改变，重新的利益分配，最多是“均贫富”的运动罢了，饿死自然不会。但对药械，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将面临着生死的选择。没有人会等死的，所以，他们貌似松散，实则在做一件事，就是维护现状。他们游说政府、各部门、医院、医生，夸大了改革的损害，也把前面各方企图绑到一个战车上。这从近期药品招标采购就可以看出阻力之大，超出想象。
很多人都把医务人员做为医改的第一阻力，认为医务人员对医改积极性不高，会严重损害其个人利益。从少部分人身上看的确会这样，但从整体上看，特别是大多数基层（小医院的全部、大医院的基层）医务人员看，可能得大于失或基本持平。这些年从我们执业环境，我们的社会公信，我们的所有失去的，和我们的所得成正比吗？大多的医务人员也是不改革的受害者。再有，医务人员在医改中更多的处在“被改革”的地位，其真正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不多。虎狼药以为，除了少部分既得利益的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外，其余更多是“不明真相”的医务人员，他们更多的是被别人（医改受损的利益集团）当枪来使，做说事的工具。如果此判断成立，那希望行内的战友们要真正分清敌我，别选错了行、嫁错了郎。
分析称医改最大阻力来自卫生部门和三甲医院
2013年12月09日 18:15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蔡江南
最近，饱受争议的美国奥巴马医改法案再次陷入窘境。作为奥巴马医改法案的一项重要举措，“奥巴马医改”医保网站自今年10月推出以来，一直因网站服务器和软件平台故障频频造成登录困难。12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修复，重新上线，但还是不能完成奥巴马政府所赋予它的所有任务。
美国医改整整搞了一个世纪。虽然早在1907年老罗斯福总统就提出希望实现全民医保，可是直到奥巴马政府才迈出关键一步。
中国从2009年提出新医改至今，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了超过95%的人群，可以说，中国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解决了美国100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但要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也殊为不易。
为什么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就是因为医改会牵涉所有人的利益。美国的医改之所以改了一个世纪之久，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在阻挠。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目前在医改进程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是政府的卫生部门和公立三甲医院。
我们的三甲医院既享有了计划经济下行政管理的好处，也享有了市场体制下赚钱的好处，所以它们肯定不希望目前的格局做出重大改变。至于卫生部门的态度，我们从2009年提出的医院管办分离方案中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从最初的“卫生行政部门不干预医院的具体管理事务”，到后来的“把分散在其他部门的医院管理职能集中起来”，管办分离就是在卫生行政部门内再设一个部门，把医院分在那里管理，以免肥水流了外人田。
对比中美医改可以发现，美国医改难在方案通过阶段，而中国医改在方案通过阶段比较容易，难在执行过程。
笔者曾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卫生部工作过13年，参与过该州医改方案的设计，当时设计出来的医改方案有200~300页纸的厚度，而奥巴马医改方案则将近3000页。回到国内后，笔者也参与了复旦大学提供的中国医改设计方案，当时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是起草一份一万字以下的医改方案。听到这个字数要求时，笔者感到非常吃惊：就连一篇硕士论文都要求不少于3万字，为什么我们的医改方案只要一万字就可以写下来？
美国的医改方案由于走的是立法程序，所以在法律条文内对于很多名词都要从定义开始。而中国的医改方案只是一个几页纸的文件。比如，翻开中国的医改方案可以发现，“公益性”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很高。什么叫公益性？怎么才算公益性？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定义。
美国的医改方案将人、财、物如何操作都定得很细，其中对人从哪里来、预算是多少、挂靠在哪个部委之下等等，都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定，但是中国的医改方案更像是一个号召性文件，缺少具体内容。
应该说任何事情都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内容定得太具体也未必是好事。美国的医改方案把各项要求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样一来，整个利益格局也很清晰，要动谁的奶酪也都一目了然，因此方案会很难被讨论通过。而中国的方案则写得比较抽象，大家一时看不出来谁会受损谁会得利，因此通过起来会比较容易，至于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哪些问题，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
姜广策:医改的最大阻力来自政府官员葛兰素史克事件背后（掣肘）
［作者：佚名 转贴自：姜广策的博客 点击数：603 更新时间：2013-8-10 文章录入：医疗律师］
下文来自一位医药同行，相当言之有理，不可独享，其实我们行业中人大家都是清醒的，唯独某些官员和专家还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发达国家药品价格也有管制，他们最大共同点是药品销售占医院收入比约12%-15%，收入来源主要靠优质服务和管理，不像中国靠垄断地位卖药获得。
2010年06月06日10:19来源:大河网杨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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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是高回报的投资”，据扬子晚报报道，陕西神木县从去年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以来这句话是县委书记郭宝成最大的感触。
上学、看病和住房三大民生问题耗费了民众太多的精力，尤其是在看病问题上，早已成为缠在人们心头的难解之结。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而一旦出现一点意外就可能导致一家人几代都翻不了身，这就是残酷的民情。对疾病的恐惧让所有人对神木的成功感到欣慰。
“神木模式”并非难以实现的神话，以神木为鉴，完全可以将免费医疗之光照遍全国。在英美甚至是巴西全民免费医保甚至早已成为平常之事，公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按照神木的统计，40万人每年1.5亿，那么中国13亿人就需要4875亿，这个数字对于泱泱中华来说真的不算什么。那为什么中国免费医疗之苗难以长大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官员的心态。
在中国的官员中，郭宝成是少数能“看得开”的人。神木并非经济发达的地区，是政府的重视才使“神木模式”得以实现。在心理学上有个“不值得”定律，其最直观的表述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这是人们一种心理的体现，其实并不是其他地方没有能力实现免费医保，只是许多官员认为这样的投资效果不直观，不能直接带来利益，而一个形象工程或是高增长的GDP却是不折不扣的“政绩”。在这种不值得心理的影响下，官员们变得浮躁，只想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却不愿做对百姓有利的事，这样看来，免费医保难以实现也并非难以理解。
其实，官员们的不值得心理正是部分人目光短浅的体现，很赞成郭宝成的“民生是高回报的投资”观点。神木县2008年财政收入是67亿元，而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后，全县财政收入达到93亿元，增长远远超过县财政全年因实行免费医疗所支出的1.5亿元。这并不奇怪，如果没有免费医疗，大家为了规避患病的风险只能把有限的收入积蓄起来，而这些钱本来是可以用在生产、投资和拉动经济增长上的，现在只能“浪费”在可能根本用不上的预防上。如果市民没有了患病难治的后顾之忧，存起来的钱就会变成巨大的经济增长推手，GDP自然就上去了，这于国于民都是大有裨益的。
全民免费医疗并不是原有利益的再分配，而恰恰是多方的多赢，在全民免费医疗中老百姓和官员都会获益，而这也恰是许多官员没想清楚的地方，官员们应赶快摒弃不值得的心理，努力改变对待百姓地态度。而神木的成功也向我们展示着，其实，只要官员放正了心态，做好全民免费医疗并非不可为之事，我们始终相信，官民一心，其利断金。
“为民者民必记之、惠民者民必感之、乐民者民必爱之”，神木不仅打破了免费医疗难以实现的神话，更让我们看到，实现免费医疗官员的心态是多么重要，我们期望官员们弄清其中利弊，真正的为百姓解决难题。
跨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以下简称：GSK）事件成了公众媒体和行业内议论最多的热点。外资巨头一向给人的印象是高科研投入、专利产品、高质量、价格较高、重视学术推广。事实上，每当政府定价、招标采购的时候，外资企业注册取决于药监，定价取决于发改委，进医保获得社保报销取决于社保部，进地方招标目录以及单独分类取决于招标办，进医院还需搞定医院。这不是GSK的手段，这是行业现象。
被蒙蔽的人傻眼了吧？这些不都是传说中用来管住药价、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降低老百姓负担的部门吗？怎么这么一说，感觉钱都进了他们的腰包？政府是不是该进一步加强管理啊？不幸的是，按照这个逻辑，再多N个管理部门，多N个限制政策，就会在药品的价格里多N个成本组成。因为管制带来寻租，更多的管制自然是更多的寻租。
药品高额的毛利空间，正是由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合谋造成的。而根源就在于政府对价格管制的思维逻辑。
医改的三个主要方面里，事实上，药品价格的管制只是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那么，包括药品价格、贿赂、以药养医、医患矛盾等等，这些到底是不是医改的主要问题呢？这得从医改的内容说起。
医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那医疗卫生体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各方面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掣肘『医疗事故相关安全事件公力追责合法性可行性调研』
首先，我们说，医药卫生体制就是“三医”即医保体制、医疗体制和医药体制。
医保体制负责解决支付的问题，包括谁？按照什么标准？什么原则？如何筹措资金？如何支付等等。医疗体制负责解决看病的问题，包括谁？用什么价格？治哪些病？医药体制负责解决药品的问题，包括可及性问题、创新问题、社会负担成本问题等。医保体制目前解决得相对比较好的是全覆盖，也就是通过各种医保政策提供了将全社会所有公民都纳入不同医保体系的可能性。说提供了可能性，是因为理论上都可以纳入，但实际中有些情况确实还没能够纳入。医保解决得不好的，是覆盖深度、公平性问题和使用效率等问题，这里不一一细说。
医疗体制问题最大，医疗资源被行政垄断是问题关键医疗体制问题最大。其中的核心矛盾则是医疗资源由行政垄断还是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目前是贯穿整个医改始末的关键。我们目前看到的表现出来的矛盾，几乎都由此派生出来。比如看病难的问题。当医生被束缚在体制内，而医疗资源被行政垄断，医疗服务的价值被剥夺（表现为低定价），于是我们看到了90%的医生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继续行医、基层医生大量流失、专业院校需要用高额补贴和严格合同来逼迫诱导学生毕业去基层服务、三级医疗体系名存实亡、资源倾斜的大医院人满为患。
简单说，当出现全社会都不愿意做医生这样的局面时，算是解决了看病难吗？再比如看病贵的问题。靠剥夺医生医疗服务的价值来降低医疗费用的思维，必然招致医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反抗来获利。与此同时，当财政拨款只能维持医院10%的成本，剩下的90%需要靠赢利来维持医院经营的时候，医院和医生的生存逐利冲动根本无法遏止。十几年来，年年上涨的药费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上涨，根本不以政府的意志和宣传为转移，因为这是不可阻挡的市场客观规律和力量。特别解释一下，常年以来我们耳熟能详的普遍舆论导向是：药价虚高的原因是以药养医。是吗？
不！医生需要人养吗？不需要，他们有技术、有知识。但为什么总是有所谓养医的问题呢？因为他们的价值被行政垄断剥夺了。
目前行政通过医疗市场准入、规划布局、人事编制、评级考核、科研经费、价格管制、医保的资源控制（补供方）对医疗资源实现了垄断。这样的垄断，不仅加剧了供需矛盾，扭曲了市场价值，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更极大的助长了权力寻租。中国药费占医院收入比例超50%！
最后说医药体制，其实就是个倒霉蛋！说它是倒霉蛋，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被人“栽赃”的，是人为的引导到“医药体制改革重点是要降低药价来解决看病贵”这个“伪问题”。说它是“伪问题”，不是说控制药品价格完全不是个问题，而是它在现阶段根本就是次要矛盾。有人说，有些发达国家的药品价格也是管制的。确实，欧美国家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各有不同，价格不管制的代表是美国，价格管制的代表是法国、加拿大，间接管制的代表是英德。虽然是否价格管制各有不同，但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药品销售占医院收入的比例只有约12%-15%。医院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服务、良好的管理来取得，而不是像中国依靠垄断地位卖药来获得。欧美国家也有例外，就是对药品价格管制最严格之一的法国，由于严格的药价管制，他的平均药价是整个欧洲最低的，但药费占比却高达17%。宋中清医疗纠纷律师团队『医疗事故相关安全事件公力追责合法性可行性调研』
而中国，药费占比超过50%，还未包括近年来越来越高、接近30%的检查费占比。这些都说明，医疗体制的矛盾是医改的核心矛盾。其他一切关于药品、价格的问题，都是次要矛盾，都是医疗体制矛盾带来的“果”，而不是“因”。不在“因”上解决问题，只想在“果”上做文章，怎么能解决问题呢？这些年来，无论发改委怎样通过集中采购招标、行政命令降低药品价格，无论公检法怎样抓行贿受贿，无论媒体怎样宣传医德批判失德，无论工商税务如何检查，无论行业内如何揭露内幕，那一份份的文件：《规范xx的xx制度、xx通知、xx办法》、《进一步规范xx的xx制度、xx通知、xx办法》，最后效果如何？有目共睹。
这大约就是这次GSK事件的最大象征意义：都是白忙活！只能拉更多人下水。舍本逐末的医改，社会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解决医改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打破资源垄断那究竟是谁“栽赃”给医药体制这个“伪问题”呢？他们就是这场持续了十几年“舍本逐末”的医改游戏的导演----既得利益集团。
正如湖北省食药监局副局长李汉卿说的，真正医改的最大阻力“来自有关政府部门，因为现行的加价率管制和集中招标政策是一个典型的‘让企业围绕着政府转’的政策组合，使得权力的含金量极高，许多人因此成为既得利益者，这才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湖南省食药监局、发改委、卫生厅的窝案，还是这次GSK的受贿名单都是李局长这个判断的注脚。事实上，在很多人大谈安徽模式还是广东模式利弊分析的时候，本文没有想去讨论任何药品集中采购招标的问题，也是因为无论哪种模式，都只是利益分配问题，而不能解决任何医改问题。
也因此，所以希望通过医药体制改革来解决医疗体制沉疴的努力，要不是无知，要不就是作秀来维护自己的不当既得利益。类似于各种模式的招标、零差价、两票制、价格调查等等。解决医改的问题，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政府改变垄断资源配置权力的思维模式，而且，不仅仅在医疗领域。改革，用汪洋副总理的一句话来说：只有拿出“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才能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解决公共权力不恰当干预资源配置的问题。只有往这个方向努力，药品价格问题才变得不是什么问题，医院和医生才能消除逐利冲动，贿赂在交易中的副作用才会超过正面作用而被边缘化，招投标的主体才不致错位从而真正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医疗行业才能吸引更多资金和人才，价廉物美的药品才不会被挤出市场，药品企业才能把更多资源投入到研发和高质量，政府也会回归到服务、监督的本质而不是审批，没有寻租的权力自然没有权力寻租的成本。
医改的深水区，是体制改革。不能再误导民众了，我们期待着这一步
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 时间： 2012-03-06 发表评论>>
人物简介：郑功成，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观点：郑功成认为，现在医改进入了深水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医药流通改革、医保改革等无一例外地更加复杂，也更加艰难，因为它牵涉到了部门利益、传统体制和机制。最大的阻力源于莫过于制度分割、部门分割，部门利益是最大的阻碍因素。
部门利益是医改最大阻碍
记者：三年新医改，中央下了大力气，成绩斐然，遗留问题亦有。您怎么评价三年医改？
郑功成：必须充分肯定三年医改所取得的巨大成效，这就是医疗保险制度接近覆盖全民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待遇持续提高的事实，近三年间，国家投入医改的资金早已超过2009年计划的8500亿元。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假日时日，疾病就不再是我们忧虑的东西。
当然，已经取得的医改成就还只是阶段性的，因为它离真正解除人民的疾病后顾之忧和公正地赋予全体人民平等的医疗保障权益还存在着很大距离。因此，深化医改依然迫在眉睫，并且因步入深水区而任务繁重。
所谓医改深水区，就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医药流通领域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整合以及医疗保障经办机制改革，这些改革无一例外地要较前一个时期以推进医疗保险覆盖面要更加复杂，也更加艰难，因为它事实上牵涉到了部门利益及传统体制、机制。
记者：虽然医保覆盖率达到95%以上，但省际之间、城乡之间差别依然很大，很多外出打工者，是两头都享受不到保障。解决碎片化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郑功成：最大的阻力源于莫过于制度分割、部门分割，部门利益是最大的阻碍因素。目前，城乡分割、群体分割、管理与经办分割是我国医保制度“碎片化”的基本表现。
我国目前负责城镇人口医疗保险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是卫生部门，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工仍不具市民身份，但农村居民身份决定了其可以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其在城务工的身份又可以参与职工医疗保险。
虽然农民工可以参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因在城镇务工却难以享受到合作医疗的待遇；而在城镇务工过程中，因用人单位或雇主不愿为其投保，导致许多农民工并未参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因此，这一部分人从参保数来看，他们确实参加了，但从医疗待遇来看，却无法得到落实。
记者：显然，解决“碎片化”，是今后医改的重点之一。那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郑功成：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快基本医疗保障城乡统筹步伐，即尽快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农合并轨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条件成熟后再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轨为一元化的全民医疗保险。同时，提高基本医保的统筹层次，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同时，将所有参保人的医疗保险纳入社会保险大系统，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实施监督管理，并尽快统一城乡分割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人获得平等的医疗保障权益，才能杜绝因部门分割、经办分割导致的重复参保、资源浪费以及一系列不良的后遗症。
现在有多个部门都在同时是监管机构，一定会导致部门的分割，一定会导致政策的分割，政策的分割必定会导致能力的分割。
公立医院改革是落实全民医保权益的前提
记者：钱在公立医院改革方面，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很多地方停滞不前的原因，就是政府投入的钱太少。今后几年，政府投入是否会有较大程度增加？
郑功成：医改中某些领域与某些地方改革滞后，与投入不足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如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待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偿还不足等，因此，今后几年肯定会进一步提高对医疗卫生与医疗保障的公共投入。
但目前主要还是体制与机制问题。实践证明，没有一个成熟的、公益的医疗服务系统，即使医疗保障水平再高也会损害参保人的利益，导致医疗保险基金与公共卫生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成为落实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权益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县级医院改革应当加快。政府有责任科学规划医院服务机构的布局、真正培育与促进社会或私人医疗系统的健康发展，最终让全体人民获得满意的医疗保障服务。
记者：2010年，城乡居民个人支付比例从原来的60%降到35.5%，这确实减轻了很多人的看病负担。十二五期间，个人支付比例是否还有下降空间？欧洲多数国家，居民自费只占卫生总支出的不到23%。
郑功成：从实践来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水平与保障水平较高，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的筹资水平与保障水平偏低，还有部分退休人员因医疗费用支出偏高而感到保障水平不足。而且在比例报销制下的居民疾病医疗负担仍然偏高，保障范围外的医药价格还在持续上升。
提高城乡居民的疾病医疗实际补偿水平，需要从三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是继续提高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与比例，如将门诊纳入统筹范围，继续提高报销比例；二是一定要控制医药价格，药价虚高带来的巨大浪费必须得到抑制，必须让医药价格回归到正常，否则，国家投入再多也无法真正惠及城乡居民身上；三是针对大病、老年病、慢性病等还需要采取特殊政策，以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进一步降低个人在疾病医疗过程中的支付比例无疑是下一步医改应当追求的目标。在我们完成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报告《医疗保障卷》中，提出的目标是个人自付比例应当控制在20%以内，这样才能真正切断贫病之间的链条，才能真正让全体人民在疾病医疗方面免除后顾之忧。
医保基金过多结余意味着无效或低效
记者：“全民医保”是医改目标之一，如果13亿人口人人享受医疗基本保险，全国医保的筹资规模总计将达到万亿元作于。如何物尽其用？现状是，每年医保金有数十亿结余。
郑功成：我不赞同医疗保险基金结余过多，结余过多意味着这笔基金的无效或者低效。
理论上，这样巨大规模的医疗保险基金是能够较好地解决城乡居民的疾病医疗问题的，但目前一方面是医疗过程中的浪费惊人，另一方面亦存在着偏高的积累，从而实质上降低了参保人的医疗保障待遇。
因此，在继续扩大医疗保险筹资规模的同时，还必须杜绝浪费，降低结余，以追求年度基金收支平衡为基本原则，促使参保人医疗费用的补偿水平得到提高。
记者：现在有些地方存在“骗保”现象，如医保卡可用于购买生活用品、有些乡镇卫生院制造“挂床”现象套取新农合资金等，如何做到有效监管？
郑功成：我在调查中也了解到有各种“骗保”现象，它是对医保基金的非法侵蚀，是这一制度运行中必须尽快根治的“恶疾”和“毒瘤”。
对这种现象需要综合治理：一是强化医保监管的作用，“骗保”现象的多寡及其治理成效应当成为考核医保监管机构政绩的核心指标。二是严格医疗机构和药店定点资质管理，完善准入和退出机制，及时取消违规机构的定点资格，尽快树立定点机构的职业诚信。三是完善医保信息系统，参保人医保卡中的信息应当成为检验定点机构与参保人诚信的基本依据，对一些“骗保”行为是可能通过技术监控避免的，这方面台湾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四是应当改变司法不介入的软弱现象，确立相应的司法制约措施。
记者：目前，所有的医改方案都是作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个政策性文件下发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今后，是否会对此进行立法？
郑功成：肯定会通过立法定下来的，这也是大家的共识，不会再等多少年。（整理肖冰）
顽固坚持垄断式买卖，大搞经济创收，为少数掌权人谋利，全然不顾国家人民利益。医改以来，玩弄空洞口号，不痛不痒，小打小闹，不抓根本，拖延时日，欺骗百姓，岂有此理！
作者：陈奇锐来源：医学界网站时间：2013-9-27编辑：焦巨
导语：刘国恩是谁？他是《医学界》评选的“2012中国医界十大焦点人物”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医改智囊中的市场派旗手。
标签：刘国恩 成都医改 市场化
刘国恩是谁？他是《医学界》评选的“2012中国医界十大焦点人物”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医改智囊中的市场派旗手。
早就想采访刘教授了，去年我们评选2012年中国医界十大焦点人物，刘国恩教授入选。当时他参与的成都医改，引起大家广泛关注。这次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发展健康产业的国四条，提出放宽医疗市场准入、平等对待社会资本办医等重要政策，《医学界》8月刊做了专题报道，现在正是采访他的好时候。
这次和他约好，我又临时约了《财新新世纪》周刊的综合新闻部副主任任波老师一起去见他。到了北大才知道他已换了单位，从服务十年的光华管理学院调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属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穿过未名湖畔的小路，在参天古木和红墙灰顶的清代园林建筑中，来到国发院的小院儿，进门过两进院落，才来到他的位于一个大殿正中间的办公室前，这个房间的位置也许说明他在学界的地位。
刘教授个子不高，身体壮硕，浓眉黑发，声音雄厚，说话时显得非常坦诚和快活，看得出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在此期间，还碰到了一个北大校友，拿着自己和李克强总理在1980年代在学生会中的合影，让我们找哪个是李总理。皇家园林里的办公室、李克强的合影，好吧，这就是北大了！
刘教授首先感谢《医学界》将他选入“2012中国医界十大焦点人物”。他说当时北大同事都很高兴，他自己并不了解《医学界》，但看了入选的其他人物，觉得还是相当客观的。
我们对刘教授的沟通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选择攻读卫生经济学
刘国恩教授说他文革时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一直有当医生的梦想，高考时虽然报考了医学，但作为县里的高考状元，却因为至今不明的原因没有被录取。后来到美国读经济学博士，就选择了卫生经济学，师从美国卫生经济学之父GROSSMAN教授，（他是GROSSMAN 教授的第一个大陆博士研究生，也是大陆第一个接受系统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卫生经济学博士）。读书时，卫生经济学并非显学，但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要搞医改，卫生经济学顿时大热，此后一直到现在，卫生经济学在美国都是经济学中备受关注的学科了。
因为卫生经济学大热，1994年他在哈佛完成卫生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后，很快执教美国南加州大学，后来成为北卡大学终身教授。
为什么回国
2002年北大光华请他回国，创立光华学院的卫生经济学学科，不过当时是兼职的，到了2005年，张维迎院长几次请他回来，他最终决定辞掉北卡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原因是：“在全球都找不到比中国更大的改革试验场，找不到比中国更好的发展机会和创业地点。”作为学者，他在美国是纯粹的学者，很难直接影响政策，但在中国可以更好的实践自己的认识和学说。
回国后干了些什么
2006年全职回国后，他就成为国务院医改专家小组的成员，当时专家小组还很松散，人也不多，有事了找大家开个会；2009年以后新医改加速，国务院组建了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36人），他顺利入选第一届委员。他自己认为，自己主要干了两个事情：
1.推动社会资本办医，开放医疗市场；
2.推动医生多点执业。
他认为中国的公立医院太多太大，门诊比重更大，核心是基层医生不行，只有让医生自由执业，才能解决基层缺好医生的问题。2011年他作为国务院医改咨询委员会成员，接受了两个重要课题，一个是分级诊疗，一个是多点执业，这些工作都当面向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做过汇报，但政府听了多少，采纳了多少，则就不清楚了。
谈到最近收到各界关注的深圳市“多点自由执业”试点，他赞不绝口，说医生多点执业，他从2005年2006年就一直在推广这个理念，当时反对的声音就很大，理想的情况是直接自由执业，但比较现实的圆融手段就是不提“自由”，而是改成“多点执业”，后来就被认可了。现在深圳在“多点执业”中插入“自由”，可见渐进的方向，可见深圳有关方面的政治智慧。（这时候任波老师介绍了《财新》做深圳多点自由执业相关独家稿件时了解的情况，深圳市愿意试点，广东省卫生厅支持，但国家卫计委内部有反对的声音。而《财新》了解的情况，李斌主任还是支持“多点自由执业”改革的。）
关于成都医改
成都原市委书记李春城搞了不少改革，其中包括医改，根据中央政府的医改架构，成都市也组建了政府医改领导小组和医改专家组，并请他担任其专家组组长。鉴于自己提出的若干医改建议很难在全国层面实践，也希望做个医改试点，所以他欣然同意了担任成都市政府医改专家小组组长，完全利用自己业余时间参与该项工作。关于成都医改，其最大亮点就是在全国率先推进了相当彻底的公立医院管办分离，虽然各方阻力很大，成都医改领导小组顶着很大压力推进了这个工作。可惜，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包括领导更换，相关机构随之变化，很多部门形同虚设，工作进程减缓，甚至停顿，医改方向也发生变化，刘教授自然也就没有兴趣和动力如前一样顾及成都医改了。
怎么看医改成就？
刘教授认为，新医改有五个重点改革，
1.医保，这个是增量改革，本身没有太大难度，大家都认同有显著成就；
2.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也是增量改革，但目前缺乏对均等化程度的评估；
3.加强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硬件上投资很大，确有提升，但关键的是人力软件问题，仍然缺少合格、优秀医生，改进甚少；
4.基药制度。他认为卫生部和人保部存在制度重叠和矛盾，责权交叉，难以获得理想效果；
5.公立医院改革。他认为所谓改革，就必须要试点，而真正的试点就必须有比较方案，特别是非常不同的方案，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进步，才知道方案好坏。而现在政府搞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只有一套方案，虽然叫作“试点”，实质则是“试行”，又没有对比方案试点，没法知道改革的优劣、好坏。
目前医改情况，是否达到了回国时的期望
刘教授说，他不为将来的事情进行预测。从2003年回北大任教，在医改问题进程上他没有设过期望值，因为他认为未来的状态是动态的，是决定于很多因素，包括大家今天的行动。因此，他只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自己认为可能促进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事情，同时去传播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影响更多人的行为。作为学者，其主要职责是提科学建议，改革决策是政府部门干的事。
对于中国医改未来前景的看法
对于医改的现状，他觉得虽不很理想，但在预料之中。现在李克强总理推行新经济改革，其主要目标是要解决这两大主要问题：
1.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在经济活动中干预过多过大，垄断了过多的资源和机会，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政府主导的投资过大，一方面降低了投资效率，浪费资源；同时又挤占、制约了居民个人的发展机会和收入增长，影响了居民内需。
和中国经济问题一样，医疗市场的主要问题也是以上两大结构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很强，未来医疗改革的进程，在相当程度上要看李克强总理新经济改革的进展了。
和刘教授的专访做了1个小时稍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涉及。让奇锐感受最深的是，他说：“回国以来，我所获得的认同、肯定和影响，远超过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所以一直心存幸运和感激。”
“作为学者，我只是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从事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我只能努力去做研究和建议，但改革决策要政府下决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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