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缘造就有贵人

1964年，于庆田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河北农村来到繁华的北京上学。

步入人大这座殿堂后，他有一种鸟飞青天、鱼归大海的感觉。首先，这里有着他梦寐以求的图书馆。图书馆里的藏书是他这个农村娃一辈子也没见过的，就像高尔基说的，他像一个饥饿的人见到面包一样，一头扎进书本的海洋，攻读莎士比亚、泰戈尔、普希金、李白、杜甫、白居易。他孜孜不倦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天天如此，以苦为乐。

其二，这里有着朝气蓬勃的新中国的一代精英，有着与他志同道合的志向远大的同学。当时国家刚刚走过最困难的时期，又面临着国外的封锁，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国家的强盛，莘莘学子都你追我赶、如饥似渴地学习，这种学习精神，为他日后步入领导岗位、成为军旅作家、取得更优异成绩增添了助力。

他们对他这个出身卑微、衣着土气的农村娃不但不歧视，反而在各方面给予他关心和照顾。

其三，这里有影响他一生的领导、老师。在这座大熔炉里，他聆听过陈毅、彭真、刘宁一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受到过老校长吴玉章的教诲，并受到了他平易近人、耿介性格的熏陶。

于将军一直非常怀念他的老校长吴玉章，他被老校长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他至今还记得很多关于吴老的事情，有几件事印象尤为清晰。第一件事是在勤工俭学参加劳动的时候。那时人大师生正在自己动手修建游泳池，一天，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吴老赶来看望大家，不断与满手泥污的师生们握手，还高兴地与大家合影留念。吴老鼓励大家说：“我们不但要自己动手修游泳池，而且每个人都要学会游泳，大家要向毛主席学习，去畅游长江、畅游大海，到大风大浪里去经受锻炼。”同学们至今还保存着那张珍贵的照片，保存着吴老平易近人的形象。第二件事是学友高玉宝对他讲的。毕业前夕，于庆田奉命去大连邀请新闻系毕业生高玉宝回校讲课。高玉宝见母校来人请他，心情非常激动，首先讲述老校长吴玉章是他们全家的“恩人”。高玉宝出版同名纪实小说出名后，曾和妻子姜宝蛾一起到人民大学读书，但因文化太低跟不上班。吴玉章十分关心此事，把他们夫妻放到人大附中先学几年文化，再到新闻系读本科。家庭有困难，吴老特批他们带着孩子上大学。外语考不好，吴老派人给他们补习。毕业时，干脆为这对模范夫妻免试外语。第三件事是在“文革”当中。80多岁高龄的吴玉章在人大文化广场看到“大字报”上那些攻击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的不实言辞，义愤填膺，用拐杖戳着地，生气地说：“郭影秋是个好同志，周总理本来想把他从南京调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是我从总理那里把他要过来的。要找他的后台，我就是后台，反对郭影秋，就是反对我！”迫于吴老的威望，在场的造反派们都哑口无言，不敢还嘴。吴老的这次“骂街”在人大一直传为佳话，他这种嫉恶如仇、敢于抵制错误的耿介性格，在于庆田将军的内心留下了深刻印记，几十年来，他一直把老校长作为人生楷模，默默无闻地奋力前行。

对他步入新闻文学殿堂影响最大的要数新闻系的成美教授。他记得第一次上写作课，成教授让同学们在北海看菊花后写一篇《观菊有感》。也许是他这个农村娃对花卉审美的细胞相对不够敏感的缘故，他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就写了《北海幼儿园》交差。成教授因为他没按要求完成作业找他谈了话。后来，在一次自命题作文中，他写了篇《无极枣林趣话》，从家乡的枣树岗写到枣花、枣树，从刺猬吃枣写到农家打枣，把儿时农村的生活写得活灵活现，情趣横生。结果，成美教授慧眼识金，选中了这篇文章在全班朗读，并特别加强了对他的指导。

于将军说，可以说这是他热爱文学写作的起点。成美教授的丈夫曾是北京晚报副总编，文革时受到牵连。成教授身染重病住院，于庆田去医院看望并侍候她起居，师生从此结下了更深厚的友谊。改革开放后，于庆田将军写了篇散文《成人之美》发表在北京晚报。在这篇文章中，于将军特别抒发了自己对老师成人之美的感激之情。成美教授看到后十分感动。

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于将军还特别提到系主任罗列教授对他的影响。现年90多岁的罗列教授解放前曾任新四军报记者，是新中国新闻教育始祖之一。改革开放后创办了汕头大学，并任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他访越期间，还受到过胡志明主席的接见。毕业参军时，罗列教授对他这个农村娃寄予着无限的希望，特别关照他到部队后可找他的战友，时任酒泉基地政治部主任的张雷平将军，并向他问好。

一个人成才要靠自己的努力，但又要靠天缘和合，靠际遇。一个农村娃能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德才兼备的名校长、名教授结缘，不单单是因了自己的愿望，而且是因了历史的玉成。正是在人民大学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校风影响下，在那些良师益友的帮助下，年轻时的他不仅学到了丰富的新闻知识、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注重政治思想修养，注重通过母校的精神内涵去思考问题，理解人生。第二年，他不仅拿到了优等的助学金，而且还成了班里第一个入党的学生，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

三、登山有路苦为径

大学毕业了，到哪里去？参军报国的愿望一直埋藏在于庆田的心底，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毅然决然做出抉择，选择了参军这条光荣而又艰苦的路。作为优秀毕业生，他被特批参军入伍，分配到了国防科委。那是1970年7月，当他到国防科委报到时，才知道自己已被分配到甘肃酒泉的某部队。 

酒泉？“胡骄马惊沙尘起， 胡雏饮马天津水。君为张掖近酒泉， 我窜三巴九千里。”是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中说道的那个酒泉吗？是王维《陇西行》匈奴包围的那个酒泉吗？是霍去病与将士分享御酒的地方吗？长城驿站、阳关古道、胡笳羌笛、左公宏柳……这一切，如同远古的梦幻，向他涌来。后来，他才知道要去的地方是我国的卫星发射基地。其时，那座航天城当时还披着神秘的面纱，属军事秘密。

离北京，别亲人，辞乡音，男儿有志，不辞万里鹏程路；出秦岭，过兰州，近弱水，壮歌嘹远，敢抱十方玉成心。三天两宿的火车，腰坐酸了，腿坐肿了，眼也困了，身也累了，终于到了一个叫清水的小站。以为就是目的地，一打听，人家说，还远着呢。再走，沿着三百多公里专用铁路，穿过荒无人烟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马不停蹄地赶过去。就这样，于庆田带着满心激情和满身疲惫来到了部队。当然，迎接他的还有那里的艰苦和荒凉。戈壁滩上的臭虫第一夜就来了个下马威，床上根本无法入眠，索性睡到地上，臭虫们又穷追不舍到地上，赠给他无数的白疙瘩、红疙瘩和浑身的刺痒。谁会想到，这里就是我们中国人把卫星送上天的地方呢？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长年不下雨，风吹石头跑”，战士们编的这句顺口溜绝对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真实写照：苦。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
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

有着扎实诗文功底的他想起了岑参的边塞诗。他突然产生一种悲壮的感觉：在帝国主义重压下的新中国要挣脱这历史陈留的锁链，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注定要由他们这一代的年轻学子和战士经历这样一种特殊的西征。农村出来的娃，苦算个啥！既然来了，就要干出个样子。当然，人大毕业生这块牌子还得先收起来。他默默地下着决心，从心底里凝聚起一股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

他被分到基地警卫团机炮连接受锻炼，当一个25岁的新兵。这是一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部队，战士们个个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到处昂扬着冲天的乐观主义精神。把行李往干打垒的屋子里一放，他就和大家滚在了一起。几个月下来，他已经同其他战士一样，脸黑黝黝的，皮晒脱了好几层。背炮弹，几十斤压在身上，照样一路飞跑；挖炮盘坑，三锹下去就是一个，毫不逊于别的战士；干农副业活，甩开膀子他更是一把好手。戈壁滩上盛产甘草，挖出来出口到国外，能为国家换取外汇。几个馒头一壶水，于庆田半天能挖90多斤，在连里还是数一数二。战士们经常打趣，说，老于呀，你这个“飞鸽”牌的兵比我们这些“永久”牌的还过得硬哟。这些日子里，也有很多趣事。第一次挤牛奶时，因为没有技巧，把牛的奶揪痛了，差点让牛踢伤；第一次下湖打鱼，险些掉到水里；第一次去戈壁滩打柴，迷失方向，差点走不回来。刚当兵的这段短暂的连队生活成了他永生不忘的经历。

后来，在基地担任宣传干事，他不满足于坐办公室，总想到基层连队去同战士们摸爬滚打。趁部队编制调整的机会，他给基地司令员写了一封信，要求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司令员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一纸命令，他就到了环境艰苦的发射中队任指导员。在短短两年间，他们中队就成功地完成了多种新型导弹发射任务。这期间，可以说，他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导弹发射手。每逢新导弹试射，作为中队支部书记的他，便戴上防毒面具跟操作手站在一起，共同完成几十吨燃料的加注。在这一过程中，若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泄漏，就有生命危险。战士们说：“只要指导员穿上防毒衣在身边一站，我们心里就特踏实，手也不再抖了。”于庆田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万人一杆枪”，每一枚火箭和导弹最终都通过他们发射中队的手点火起飞。这些都是中国最尖端的武器，是最娇贵的宝贝啊，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智慧和心血，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当然，那种试验成功后的自豪感和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一晃八年过去。最青春的八年，河西风沙、戈壁骄阳、祁连雨雪、西北严寒砥砺了一个真正的西部军人；甘州民风、肃州厚土、凉州文苑、居延古韵也赋予了他割舍不去的西部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