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益峰

　风水学在当今社会中依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中国风水术数学的形成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风水术数的流行是有历史远远的，不以个人的好恶而否定风水的存在。

　中国的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一种从古代沿袭至今的择吉避凶的术数。中国人崇信风水，每逢婚丧喜庆，盖房子、打灶、挖井、选坟地乃至于修桥筑路等，都要请风水先生堪地利，看风水，择良辰吉日。这种风俗，自古至今，长盛不衰，以致积淀为颇具特色的“中国风水文化”。

　　原始社会

      虽然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提出的生存挑战，又值农牧社会之故，当时的人们必须“择地而居”，选择“近水向阳”适宜人类繁衍栖息的地方。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选择。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风水学随即见诸文字记载，如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卜宅的记录。从后世发掘的大量甲骨文卜辞和《诗经》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商周时期就以将陆地区分为山、埠、丘、原、陵、岗等不同的地行地貌，将水域分为川、泉、河、涧、沼、泽、江、沱等，当时对大地的差异性有极为细致的分类，为日后的“相地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尚书》中，将当时的疆域以河流、山脉为界，划分为九州，这也是后来中国称为“九州”的由来。在《周礼》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以土宜之法，办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卸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开始出现“相民宅”的说法，并有了“土宜法”这种相地的知识系统。《逸周书》载“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二字呼应天时，附天观地是当时百物的遵行规则，也是治事的方法，也因此成为后世风水术的依据。周朝时期，周武王营建洛邑时，就命周公相地，《尚书》载“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可见周朝人相信占卜，周公也是一位相地高手。

　　战国先秦时期

　　各种学术兴起，随着《周易》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盛行，开始建立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为主导的学术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承袭了以往的“土宜”观念而且更加具体，同时开始有了“气”的观念。从《晋书》知“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棱，堑北山以绝其势。”当时有了“望气者”的说法，可见已有风水行业的专业工作者。又据《太平寰宇记》卷95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

　　秦朝

　　秦始皇建造的阿房宫占地近300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以南山为宫门，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始皇家动用70万民夫，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规模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还有始皇陵，占地广阔规模宏大，这两大工程的实施，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从中不难体会秦代地理勘察技术的高超，也可以归功于相地术的发达。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相宅活动，一方面是相活人的居所，一方面是相死人墓地。《尚书》载“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孝经》载“卜其宅兆而厝之。”这是相阴宅，是用占卜的方法择定地点。

　　西汉

　　相地术更是盛行。司马迁《史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说不可。此时的堪舆家精通天文地理，相地术也称为“形法”。到了东汉，人们开始重视丧葬，从而导致风水观念的兴起。王充的《论衡》中就详细叙述了葬礼的忌讳。东汉人非常注重居住环境，《后汉书》提到的“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瞥，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的家居原则，在后世都成为阳宅的基本理论。在汉代还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风水著作，标志着风水学在理论上有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魏晋时期

　　中国出现了不少风水大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郭璞，他的《葬书》将风水术从传统的相地术中抽出，对风水下了定义，并全面构架起风水理论，奠定了后世风水的基础。他首倡的“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迄今传承了一千七百多年而巍然不倒，在今天更加熠熠生辉大放光芒。中国人习惯把郭璞称为风水鼻祖。

　　隋朝

　　比较而言不太信风水，但出了一位有名的相地师萧吉，著有《相地要录》、《宅经》、《葬经》、《五行大义》等名著，为后人景仰。他曾给皇后择吉地，当皇帝不听他的建议时，他预测到隋朝运数不长。隋朝宰相杨恭仁迁移祖坟时，请了五六批风水师前来相地，其中有个叫舒绰的猜中地下之物而受到重赏。可见当时还是盛行风水的。

　　唐朝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鼎盛时期，各种学术也广泛兴起，同时更加促进了风水理论的发展，形成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当时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风水，出现了一大批名师。其中江西派风水师杨筠松在民间实践风水勘察和授徒起到了全面推广的作用，从那时起，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宫宅、乡村、墓葬都不同程度受到风水学说方面的影响。著名的唐玄宗也相信风水，《大唐新语》、《太平广记》中有很多风水的记录。当时的道士也多懂风水，唐代设有“司天监”，专门看天文现象，因此司天监里的官员必须懂风水。杨筠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唐僖宗封他为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专管灵台地理事物，可见唐代的风水不但民间相信，朝廷也更是重视。杨筠松后来把宫廷的风水书籍挟出到江西一带传播，弟子盈门反响极大。唐代国力强大，版图扩大到西域，在敦煌莫高窟文献中找到《宅经》、《阴阳书》等，就可知风水观念远播西北地区。

　　五代十国

　　因袭唐代兴盛的风水观，各代皇帝都信风水，到后周时风水术被加入了许多迷信色彩，使世人真假难辨。

　　宋代

　　陈抟、邵康节、朱熹、以及蔡元定等著名易学家对风水进行了阐释和认定，一些风水著作相继出版，从而出现了以江西形法派和福建理法派为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宋徽宗相信风水，他原本无子，有一位术士告诉他，将京师西北隅地势加高数倍，就可得子，于是命人照做，果然得子。因此更信风水，又命人择宝地筑“上清宝篆宫”，结果劳民伤财，国库空虚，以至政权衰败。宋代的风水大师特别多，赖文俊、陈抟、徐仁旺、吴景鸾、傅伯通、蔡元定等都很有名。

　　明朝

　　朱元璋建都金陵时对风水极为重视，城外大部分的山都是面向城内，有朝拱之势，唯牛首山和花山背对城垣，朱元璋不悦，派人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在牛鼻处凿洞用铁索穿过，使牛首山势转向内，同时在花山上大肆伐木使山秃黄。明成祖时，将都城迁往北京，即完全按照风水观念建造。明成祖是一位笃信风水的皇帝，这也导致民间全都讲究风水，风水成为明朝人一生中很重要的准则。北京名胜“十三陵”就是被风水大师廖均卿相中之地而推荐给明成祖，成为明朝皇帝的陵地区。明朝还有个传奇人物刘伯温，民间传说他精于风水，说定都金陵就是他相的地，有一本《堪舆漫兴》就是托名于他。

　　清代

　　设有司天监，除负责观天象记天文外，还负责修建陵墓的堪舆工作，因为清代各皇帝都笃信风水，很重视陵墓方位。清东陵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26公里，地跨北京三个郊县，总面积2500平方公里，是个极其庞大的帝王陵园，由此可见清代皇帝对陵墓风水的重视。而至今保存完整的故宫紫禁城，就更是严格按风水学建筑的经典杰作，其恢弘磅礴的气势不知征服了多少世人。清朝还设有国师府，共有400多名国师。这些国师因为得到优厚的俸禄，所以一生都死心塌地地为王朝为皇帝效劳。国师府的任务是：一为王朝找到好的风水宝地，安排好使用方法;二是破坏民间的地理风水，使之出人不敢向朝廷造反，不能夺皇位。这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应用地理风水这门无形科学做他们的统治工具的一个例证。

　　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期，宋代是盛行时期，明清是泛滥时期。

　　明清两代，通过对各类风水学书籍的收集整理，以及学者们的不断探研，风水理论已相当完备。风水师的勘察活动已普及到从帝王宫殿到城乡民宅各类场所。

　　从民国到现在

　　学者们主要是对中国风水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估和研究。上世纪，风水学在旧中国是大有市场的，国父孙中山的中山陵地就是请著名风水大师沈竹礽进行反复踏勘后确定的。解放后，风水理论受到沉重打击，作为一种风俗继续存在，死而不僵。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东南亚、日本、韩国、欧美等地区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风水的热潮，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运用风水理论指导生活。现在，一大批“学者”为了让风水学更好地“发展”，用现代科学为封建迷信张目，将其解释为“环境科学”，实在是舍本逐末。

  ——北京风水师、风水术数学传人陈益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