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认真看待自由的人


作者：杨照


我在1981年考进台湾大学，就读历史系。注册那天很开心的是领到了借书证，更高兴的是到了文学院图书馆，发现了馆内的书库是可以进去自己选，再拿了书出来办手续的，不需要查卡片填借书单。


从此之后，我在文学院图书馆书库里耗了许多时间，当年一颗好奇骚动的心，在弄明白书库里究竟都有些什么书之前，实在无法安静下来决定应该先读什么书，总觉得还有更迫切该读的书，藏在书库的哪个角落里吧！


晃了一个星期左右，基本上熟悉了书库的一楼。可以往二楼去了！说是二楼，其实只是为了利用空间，把老建筑高高的一层空间，用铁架隔成了两层。因而要到二楼必须经过狭窄且摇晃不定的铁梯，而且即使是大白天，上面看起来都是一片阴暗，没什么自然光，也没有现成亮着的灯。人得近乎摸黑地上去，到了上面，让眼睛适应一下，然后才找到开关把灯打开。


因为如此不良的条件吧，书库二楼难得有人上去。柜台右边的二楼书库，放的几乎都是外文小说，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人没有那么好的外文能力去找来看，外文系的学生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找来看。他们每天光应付几本厚重大选集都来不及了。


至于柜台左边的二楼书库，是期刊区，不外借只能在书库里看的。我第一次上去转了转，最感兴趣的是整套的《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不过里面刊登的史学论文对我来说，毕竟还是艰深了点。第二次又爬到二楼期刊区，有了上次经验，我知道了电灯开关的位置，开了灯，回头，就在我眼光平视的架上，摆了一整套《自由中国》杂志。


我后来确认了，那套杂志会在那里绝非偶然。若是按照分类编码，《自由中国》应该放到更左边、更底下的架子上去才对。不知是图书馆里的谁将这套杂志换了位置，让像我这样偶然上到二楼书库的学生容易看到。


那真是有心人。《自由中国》早在1960年就被勒令停刊，我曾经在“党外杂志”上看过对于《自由中国》的介绍报道，却从来没有机会真正看到任何一本杂志。之前去过的图书馆，包括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都没有这套杂志。但在台大文学院，不只收藏着全套《自由中国》，而且还有人安排让学生更有机会不期而遇发现《自由中国》。


这下子我知道该读什么了。捧着好几本合订本，走到楼下，找了靠窗的阅读桌，一篇篇地读下去。没读多久，读到了殷海光先生的几篇文章，给了我思想上的巨大刺激。那几篇文章，谈的都是民主和自由的关系。总言一句，殷先生主张自由比民主重要，“自由是民主的真实内容，民主是自由的较佳形式”。


当时，就在那偶然、个别的场景中，呈现着高度的反差。“自由是个体之自主、自发、自律的思想、言论与行动。”而对于自由的信仰，正是殷海光先生自主、自发、自律的思想价值选择。但我们却被剥夺了自主、自发、自律接触这套思想价值的机会，只能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访查到《自由中国》。


进一步想：那或许不是偶然、个别的场景。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因《自由中国》事件的牵连而离开了台大，但他的思想、他对自由的看法与追求，并没有在台大消失。台大有他的学生，有他的读者，有跟他一样认真看待自由的人。他们找到了禁网的空缺，在校园图书馆里保留了完整的《自由中国》。矛盾地，这套杂志必须放在暗晦的地方才留得下来，但又应该让人看到才算发挥了保留的作用与意义。那绝非偶然，那是因应如此矛盾需要而做的安排。


至今，我不知道是谁在什么状况下，把《自由中国》摆到书库二楼一上楼就会看到的地方。但我明白，这样的安排至少对我产生了强烈的作用。我不只读到了“自由”，而且具体感受了“自由”的现实处境。人至少应该要有自由接触传播自由的理念，要有思考与理解自由的自由。这是最根本的，就此而言，像我亲历的1960-1970年代的台湾，还谈不上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回头看这四五十年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说，台湾慢慢变成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了——不管你要如何选择看待、主张自己的自由，至少每个人都有思考与理解自由的自由。


文章摘自《南方周末》官网，作者为台湾作家。


罗胖曰：


在图书馆，擅自更动一套书的摆放，并不需要多大的权限。只需要一点点“用心”。


正是这一点“用心”，标志了自由精神在台湾社会的实在进展。


正如《自由中国》的发起人胡适所主张的，社会进步不需要革命性的跃进，只需要“点滴进化”就足够了。


而且，“点滴进化”也一定是最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