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转内销是经济生活中的中国特色之一，其表现包括并不仅限于进出口货物。
　　具体所指，你懂的。
　　2008年底，最早披露中国政府可能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是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虽然龚最初的“猜想”只有几千亿，但是谁都知道，这种政策信息决不会空穴来风的，“猜想”只是一种托辞。尽管4万亿的数字令外界大跌眼镜，但是龚方雄还是因此一炮而红，开始成为国内各种论坛上最受欢迎的嘉宾。不管是龚的学术能力或者其深厚的人脉，对于投资者而言，两全其美最好，能得其一也是可以的。
　　2014年中，又有一家外资投行作出了石破天惊的预言，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会在6月份作出重大调整，可能采取的政策工具包括降息、降准及其他。预言家来自巴克莱银行，而正是这家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去年在给客户的介绍中第一次提出了“李克强经济学”的概念。此前有境外媒体推出过李克强指数，指标主要包括发电量、运输量、货币供应量，这三项指标是李克强在辽宁执政时作独立判断的根据，“李克强经济学”则根据这位新总理上任之后的一系列讲话和做法提炼出了三点原则，一就是不刺激，二就是去杠杆，三就是调结构，简单地讲就是“二不一调”。按照巴克莱银行的分析，中国的GDP会在两三年中回落到3%左右，然后有望展开新一轮的高速增长，这种逻辑推理如果成立，基本上坐实中国崩溃论，当然不可能得到大家的认同。李克强则在去年晚些时间提出CPI上不过3.5%、GDP下不过7%的划线回应了外行强加于人的所谓经济学。从观察中国经济不再刺激到预言货币政策大调整，巴克莱银行的转变，与其说来自于理念，不如说来自于嗅觉。
　　经济下行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但是4万亿刺激的后遗症越来越像紧箍咒，刺激或者不刺激的言论已经随着时间的错失而变得毫无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刺激的力度究竟应该有多大，温刺激还是强刺激？刺激的方向又该如何确定？在中国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提法本身就是理想主义，不是幼稚就是天真。如果可行的话，那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不适用此时此刻的中国；但是，我们又如何理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呢？三中全会刚刚提出的重大突破难道在实践中连试错的机会都没有吗？
　　巴克莱神机妙算！
　　5月底的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主题就是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而其中第一条也是信息量最大的一条就是定向降准，服务于“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比例达到一定数量的金融机构可以降低存款保证金率。虽然定向降准和全面降准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已经是巨大的宽松，对于习惯性从紧的货币当局而言已经构成了政策调整的重大压力，至少对于6月“钱荒”的避免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然，这种信号的产生并非无缘无故。
　　在微刺激逐渐被市场接受之后，李克强却“拍了桌子”。中国政府网最近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李克强：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文中称，总理已认识到有些地方在“为官不为”，总理的原话是“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微刺激不是不刺激。有些地方却简单对立地理解成了“不调控”，结果就很容易变成政府不作为，直接的后果就是政策落实不到位、改革推不下去。
　　其实5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已经明确了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基调，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策正是新共识的体现。正是在这个会上，习近平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都要硬，努力形成市场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的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简单地讲，4万亿刺激有后遗症，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是药三分毒，该吃药时还得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