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在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经济学院分论坛暨复旦自贸论坛第七期”上表示，自己为上海自贸区现在所做的事情感到担心，并且表示，要关注上海自贸区未来能做什么。 　　孙立坚称，上海自贸区现在所做的事情让自己感到有一些担心，我们没有做一个系统的设计，而是还在拼凑改革方案，这样一种分散性的决策方式会带来巨大的套路风险，所以这一点我也想强调，一定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源配置，所有的部门要遵循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规律。 　　孙立坚指出，金融和实体之间的套路会带来以下几个局面，第一个局面，看上去贸易和投资活跃，但不能确定有多少是由真实的贸易和投资所带来的结算的需求。 　　孙立坚表示，第二是预期管理的问题。这次上海自贸区在我看来就是政府职能转变成功的案例，政府的信用决定了这场改革成功的关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和社会大众以及所有参与上海自贸区和关注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所有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面临的生存方式的挑战，我们希望会在上海自贸区利用今天中美战略对话的这样一个沟通，通过开放来倒逼我们探索一条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所应该进行持续发展的道路，如果说这个东西可以归纳，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政策的补贴，政策的红利，在全球的舞台上继续拼搏这一场全球化的红利，可如果中国不能自娱自乐，永远以自己的利益来拒绝全球的游戏规则，我们可能生存的空间会越来越小，所以如何在上海自贸区，通过中美战略谈判，接受一定的高标准，为我们将来生存空间打下基础，这可能就是上海自贸区意图的第二个所在。” 　　另外，关于上海自贸区金融有没有必要搞金融的特殊性，孙立坚认为，金融是不应该放在负面清单里的，金融将来的改革会非常快的在全球展开，当然也接受国际统一的监管模式，银行应该是巴塞尔协议，我们也认识到中国发展的阶段，我们继续要设定自己底线的管理水平，在这个当中，没有必要在金融再搞一个洼地，金融的改革更多会很快在全国推广，这点已经看到今天国家改革的意图正在改变。 　　而相关对内渗透，孙立坚表示，“实体经济先要进行全面的渗透，也就是对民营经济开放，对民营资本开放，对海外经济的开放。第一点就是李克强和习总书记应该争取四种红利，第一个就是我们失去了民营这样一种资源型的成本优势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海归人才和今后很好训练的高校人才，如果能够把这些人才为未来我们今天自贸区的创新业务，再带动自贸区外部的创新业务的话，整个价值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高附加值价值链的兴起的话，中国未来我们长期利好的投资环境，我们能大大加强。第二个红利，那就是全球化的红利，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有两种方案，我们的高层领导希望上海自贸区不断做两种尝试，第一就是自贸区能够建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平台，这些就是用投资全球化红利替代贸易全球化红利，另外一点就是要素知识产权，以服务要素为代表的去替代商品要素，去争取新的全球化的红利。第三个，我们要通过培育一个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资源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让那些没有战斗力的僵尸企业、僵尸机构，让政府一直拖着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占有资源的市场，一旦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结构优化以后，我们就会大大的发现拥挤的新稀缺的资源变得多起来，我在很多场合，也跟中国的监管部门讲，中国应该接受违约率，违约率背后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优化的表示，违约率恰恰是我们优胜劣汰的一个机会，未来资源的红利将通过优势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原则。第六个红利，就是市场规则的调节，过去金融歧视性的服务方式，尊重市场活力。” 　　孙立坚强调，长期以来经济的复苏都是靠政府的产业政策，货币的配套，以及市场对未来的预期的先期的消化，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经济的维持成本非常的高，我希望未来能够通过把自贸区的平台交给具有创新的企业，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以开放来带动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提高，这个可能带来的可持续。 　　“对于上海自贸区，我们重点的不是关注现在我们能做什么，而是应该关注上海自贸区最大的信誉，我们未来能做什么，所以千万不要在现在能做什么这样一个前提下去设计我们这样的制度安排，有时候这样在一个市场存在着扭曲的格局下，所安排的制度环境是扭曲的，这样一个宽广的环境和道路的建设，先期能够把它设计好制定好的话，如果将来整个全球经济开始被中国新一轮的复苏所吸收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了制度的安排，所以我非常的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坚定上海自贸区做大事情，做大战略的格局，安排最最重要的制度的建设，未来这种业务的开展是时间的问题。”孙立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