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又发生一次大迁徙，有来自大陆各省将近150万的人口，他们随着国民党的脚步，从东北关外、黄河两岸、长江南北、滇桂边陲、苏浙两广，在饥馑恐怖或枪林弹雨中，来到东南沿海的台湾，这个对许多人来说从来没听说过的小海岛。

     在当年的台湾社会中，就突然出现了很多“外省人”。台湾人都知道自从脱离日本统治之后，台湾就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有别于台湾本省这些开台几百年来陆续移入的闽南、客家等汉人族群，还有原本就居住在台湾的少数民族，这些1949年大批涌入台湾的族群，就是“外省人”。与其说“外省人”，不如说是“陌生人”，这些陌生来自他们与本省人讲不一样的语言，想不一样的事情，做不一样的工作等方面。但有一点倒是一致，就是在这几十年台湾由穷变富的发展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想办法努力生存下去。

这几十年来的台湾社会，很大一部分就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冲突、融合、互相理解、一起努力的过程。

       国民党在内战失利后，一路用“共军”追赶不及的神速转进了台湾，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小岛，也有人觉得台湾根本就是个蛮荒之地。可是不管他们爽不爽，愿不愿意，已经没地方去了，只好暂时待在台湾。

        人跟人之间总是因为陌生而产生误解，一不小心又变成冲突。外省人从1945年台湾光复后就陆续来到台湾，很多事情都是因为误解而产生的。比如说，台湾才刚结束51年的日本殖民统治，虽然当时也是高高兴兴地欢迎祖国的接收，一心觉得终于可以当个中国人扬眉吐气，可毕竟这51年养成的很多社会风气、生活习惯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就改掉的。这些国民“政府”接收大员，还有些外省人，由于自己的历史生活经验常常就会有些心态，觉得台湾人怎么看都像皇民，老子好不容易打了8年仗，把鬼子赶跑，结果来到台湾又见到一堆“二鬼子”，这怎么受得了。在心态上常常一开始就有偏差，再加上有些外省人的心态就是觉得台湾需要被教化，需要被管，就会产生老大心态，看不起台湾本省人。

       台湾本省人对这些陆续移入台湾的外省人也有些意见。台湾光复以后，接收台湾的“国军”开始来到台湾，在很多书中都提到，在码头欢迎“国军”的台湾民众无法相信他们眼前看到的，一群挑着锅碗瓢盆，踩着草鞋，穿得破烂随便，毫无行进次序的“国军”，跟丐帮大游行没什么两样，有别于旁边仪表堂堂、精神抖擞的受降日军。不知道是谁打胜仗谁打败仗，欢迎的民众看了当场呆掉，于是有人替“国军”找借口啦，“那么差的条件还能打赢日本人，更应该敬佩啦！”可是再多的借口，也掩盖不了接踵而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落。

      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一直想把台湾打造成样板殖民地，至少在比较大一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做得还不错，偏偏很多来到台湾的兵和接收人员，素质不一，闹出很多笑话，比如说不知道香蕉要剥皮吃，一起吃下去还嫌难吃。有些兵看到水龙头流出水，以为只要买个水龙头往墙上一装就有水流出来……这些举动，也成为当时台湾人茶余饭后的嘲笑话题。

       还有些兵痞，一副占领者的姿态，恶行恶状，报纸上越来越多这些人的负面新闻。而接收官员呢？国民党在大陆时就已经很腐败了，派来接收的人常常也只是想趁机捞一笔，公务就这样慢慢地荒废了。社会运作方面，螺丝慢慢松掉，这当然不是杰克搞的，本来在从日本投降到“国府”来台接收这段空窗期，台湾本省人自己尚且能维持社会运作，结果这些无法、无知、无能的“三无”人员一来，社会开始失序，感受最深的台湾本地居民自然都看在眼里。台湾民间有一句俗谚叫做“狗去猪来”，就是讲日本人战败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台湾人觉得日本人是狗，但狗起码忠心，还会看门，而国民党政府是猪，猪只会吃。族群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心结大抵从这个时候就已经产生。

      几千年中国历史，乱世中人口流动不是新鲜事，很多时候也比1949年这一次规模更大，但对于这个台湾小岛来说，本来只有600万人，一下子又涌进了150万人，突然增加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改变了台湾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当然，还有那些乱世里不足以挂齿的个人命运。

       在这些离乡背井的人里面，主要是国民政府公职人员、军人和他们的家眷，最多的是单身的军人。大部分的单身军人是基层士官兵，有人打仗，大半辈子觉得部队转移是家常便饭。有人比较敏感，知道在乱离之世，一到台湾就命运未卜。还有一种人，就是被国民党拉来的壮丁。和平的时候做再大的事日子还是那样过，乱世之中就算是最琐碎的决定都能影响命运发展，不对！那时候连自己做决定的机会都没有。很多人逃难，没的吃，没的穿，有人拿东西给他们吃，又给衣服穿，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画押签字，说是为了领馒头，这样就糊里糊涂地成了军人。有些人在耕田，国民党的部队一经过，就顺手带了几个走，连回家告别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些人，洞房花烛夜到了一半，抓壮丁的队伍冲了进来，当场软屌，在新娘的哭哭啼啼声中变成了兵。“国军”被“共军”打得不成样，要在上海、广州重新整编，就抓了些难民来当人头充数……太多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拉进部队并来到台湾，那是一个出去打酱油都会改变命运的时代。

      眷村：没有血缘的家人

      150万外省人来到台湾，日子总要过下去，可是没带什么钱，又没地方住，国民政府带他们来，总不能不管吧！这就不得不提到，在台湾社会当代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聚落形态——眷村。

        一开始，来台的外省人只能住在学校空地、寺庙、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地方，或部队附近空置闲地上随便搭上棚子，就地解决住的问题。当年在老蒋热血的感召下，“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大家都以为很快就能回到大陆去了，所以眷村基本上是一种临时过渡的居住形态，有些眷村家庭甚至会每天把用过的衣服和棉被折好装箱一次，以备随时“反攻”。上头都这样想的，下面也就充满期望，可想而知这些眷舍通常建得也不太好，直到后来，发现似乎“反攻大陆”好像没什么希望（当然不能明着讲出来），才统一安排兴建好一点的红砖屋瓦，一些基础建设才慢慢做出来。眷村的形态有千百种，外省军公教人员都有自己的宿舍区，现在指的眷村还是以军人眷村为主，在全台湾的部队附近几乎都有眷村，但在本省人的眼中，外省人的群居地通通都叫眷村。

空军村的妈妈们最洋派，懂得化妆，传说都会跳舞，都会说些英文。陆军村的妈妈最保守老实，不知跟待遇最差是否有关。海军村的打牌风最盛，也最多精神病妈妈，可能是丈夫们长年不在家的关系。宪兵村的妈妈几乎全是本省籍，而且都很年轻，甚至还没小孩，去他们村子玩的小孩会因听不懂闽南语而莫名所以的认生不再去。

最奇怪的大概是情报村，情报村的爸爸们也是长年不在家，有些甚至村民们一辈子也没见过。他们好多是广东人，大人小孩日常生活总是言必称戴先生长戴先生短，仿佛戴笠仍健在，且仍是他们的大家长。

        在所有军种的眷村里，空军眷村算是条件最好的，这也跟空军的气氛有关。台湾俗话说：“空军少爷兵。”由于空军是不直接面对敌人，而且几乎是个人交战，所以与陆军相比，特点是贪污较少，人员素质较高，风气比其他军种自由，政治侦防较松（飞行员的政战系统与小蒋的不相干）。而且待遇和福利一直很好，派系也单纯，不过空军眷村常常没几天就会有人家里突然接到噩耗，常常有家庭在办丧事。相比之下，海军居其次，至于陆军，那真的除了“乱”已无法形容，搞派系搞到看在“党国”的分上都不拉兄弟一把，到了台湾继续搞。

       所以空军不只是营区里的福利好，眷村也是。空军眷村还有自己的小学，在师资与设备方面都好于一般台湾本省人读的学校，所以空军眷村子弟，在学历与未来的发展上，确实是优于其他军种或杂居型的眷村子弟，更优于一般台湾老百姓。直到后来被征收为一般国小或代用国中之后，这种界限才逐渐淡化。

          而跟大陆的“大院”比较不一样的是，大院里面一到过年期间就冷冷清清，大家都回乡过年去了，等到年假回来，大伙又兴冲冲地聊着家乡见闻。但是在眷村里，有一个特殊现象，极少有年纪大的长辈，都是青壮年军人，因为大家都是大陆过来的，都是离开老家到异乡，在台湾本省也没有亲友，过年没地方去，只好远亲不如近邻，把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邻居当亲友，一同在眷村里过年。这时，来自各地的大妈阿姨，都拿出代表他们家乡口味的拿手好菜，如东北的饺子，西北的泡馍，云南的米线，江浙一带的小笼包、汤包、生煎等，大家一起围炉共享，气氛总之就是很友爱。来到台湾产生了语言和文化差异，加上眷村封闭起来，又小又挤，大家都穷，所以普遍来说，眷村人的感情都不错，没有长辈，没有家族，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就变成了没有血缘的一家人。我有个小学同学是眷村里的，他就完全没有清明节扫墓的概念，因为外省人在台湾也没墓可扫。一位眷村朋友提到，逢年过节，他父母都会邀单身的军中同袍到家里过节，这过节每次都有一定的程序，好像SOP（标准作业程序）一样。刚见面一定是兴奋地寒暄，接着开始喝酒，酒过三巡，大伙逐渐闷了下来，不再讲话，继之而起的是暗泣抹泪，一位开了头，然后大伙就放声地哭爹喊娘……

       眷村饮食，有你吃过的牛肉面和永和豆浆

        在台湾，大家一提到山东，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泰山、青岛等标志，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脑中浮出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大馒头，仿佛包子和馒头已经成为山东的符号。包子、馒头、烧饼、油条这些台湾人原本没在吃的东西，就是因为外省人的移入才开始出现在台湾社会。现在台湾社会上有所谓“眷村口味”、“眷村菜”，常常都把它当做怀旧料理来操作。眷村菜其实也不是多高明精致的菜，它是指那个年代眷村里的居民，这些老兵在思乡情绪之下，利用台湾本地的食材凑合着，想办法做出家乡口味的食物。

        当年军人津贴不一定能养活一个家庭，为了家计，许多眷村的妇女只好走出眷村，早上卖些豆浆、油条和烧饼，黄昏时兜售自己亲手做的馒头和花卷或各省口味的小吃，渐渐地，这些眷村口味也为一般台湾本省民众接受，因为这些眷村口味用的是台湾本地食材，常常没办法做得像家乡那么正宗，再加上大江南北的口味相互交流，左邻右舍互相学习，串门子串出一堆新菜来，就好像混在一起做撒尿牛丸一样，结果反而变成一种有新特色的口味，丰富了台湾本地菜的种类。

       比如台湾南部高雄的岡山，最有名的特产是辣豆瓣酱。原来岡山也是“国军”空军官校所在地，空军大部分都是四川人，旁边眷村居住着1949年国民党从成都带走的最后一批空军官兵，他们试着用台湾食材做出四川口味的辣豆瓣酱，没想到久而久之也做出名堂，打出名号，成为岡山当地的特产。

       台湾本省人饮食习惯也受到这些外省人很大的影响，比如台湾本省人过去是不吃牛肉的，因为在早期台湾农业社会里，牛算是“工作伙伴”，一头牛在农家里从出生到终老就跟自己家人一样，为了感念牛的辛劳与付出，在早期台湾是不吃牛肉的。这种风俗成为一种家训，直到现在仍有部分人在遵守。

        所以，现在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川味红烧牛肉面”，其实也是这些外省人到台湾后凑合着做出的料理，辣豆瓣加上红烧汤头，再放大块的红烧牛肉，在台湾本省人原本不吃牛、不吃面的情况下，几十年后反而变成人尽皆知的台湾小吃。很多台湾人后来跑到四川去寻找最正宗的川味红烧牛肉面，结果当然找不到，因为它是在台湾被发明的吃法。现在大陆很多“加州李先生”，就是台湾人过个洋水后回大陆开的，不过跟台湾口味落差真的蛮大的。

         还有在大陆打出高知名度的“永和豆浆”也是一样，与台北市一桥之隔的永和，一向是许多外省籍人士或退伍老兵选择定居之所。约在1950年代，一群大陆北方人士搬来永和，为了谋生便卖起了豆浆，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开始辛勤工作，磨豆浆、煮豆浆。一开始，台湾本省人不太能接受豆浆这种东西，就跟现在外地人到北京都觉得豆汁味道恶心一样，所以经营惨淡。直到后来几年，台湾的棒球小将屡屡在大赛拿到佳绩，棒球队到外面参加比赛可是大事，这也掀起一股熬夜看转播的热潮。因为时差关系，每回比赛结束后几乎都已半夜或清晨，肚子也开始饿了，当时只有永和的豆浆店开得最早，也是唯一有早餐卖的店，大伙儿索性相约一起去吃早餐，豆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后来这种熬夜看棒球，清晨喝豆浆好像变成一种仪式，桥对面的台北市人也跑过来喝，慢慢地豆浆也传遍台湾，成为台湾日常生活中的食物。

         除了眷村里的小食口味，当年国民党大员也从各省带来一流厨师，这些厨师退休后自己跑去开店，所以川、湘、淮扬菜在台湾都有一定的市场。我到上海工作后，周围的朋友觉得我怎么吃得惯上海菜那么甜还有赤油酱汁，就是因为我家楼下就有一家上海老头开的上海菜餐馆，从小吃到大。很多大陆的菜系在台湾又进一步互相融合，发展出新做法，比如在欧美中餐馆必有的名菜左宗棠鸡(General Tso’s Chicken)，就是发明者彭长贵当初融合了湘菜及淮扬菜做法而做出的新菜色。他后来到美国开餐厅，这道菜大受欢迎而流传开来，倒是彭先生再过几年又回到故乡长沙开餐厅，当地人反而吃不惯，餐厅最后只好结束营业。

        眷村区隔开了本省人跟外省人，很大程度阻断了两者直接交流的机会，很多台湾本省的小朋友从小就被父母警告，没事不要走到眷村里面。眷村里的小孩也很团结对外，因为他们也总觉得台湾小孩都要欺负他们。对于大陆的看法，外省人跟本省人也有很大歧义。对于本省人来说，根本就很少人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仅从政府的宣传中得到一个有关大陆的模糊概念，一点都不实际。对于外省人来说，大陆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时常怀念着，就算对于在台湾出生的下一代，也不断向他们描述家乡的美好，什么“唉……台湾的梨哪有老家的梨那么大……”、“台湾的区区小溪哪有黄河长江那么壮阔”、“台湾这个贫瘠小岛……什么都没大陆好……”这些说法自然也在外省人的下一代中产生影响。

       常常会看到，大陆这边对台湾人喊话总喜欢引用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试图引起台湾同胞共鸣，可这也仅仅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而已，那种乡愁只有那些1949年之后到台湾的人以及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可能有，大部分台湾本省人读了，并没什么感觉，对大陆还是感到疏离且陌生。

      《宝岛一村》的乌托邦

       几十年来，眷村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外面社会的封闭小社会系统，对外封闭，对内包容性却极强。在眷村里，各省奇人异士云集，相濡以沫，没事也只能回忆过去瞎扯。就像眷村菜汇集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一样，我的小学同学骂起街来也是大江南北的腔调都有：啥马的爸子、赤佬、落块麻麻、肏他妈、×你娘（台湾话）……许多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外省第二代，就在那种听遍大江南北故事，尝遍各地美食，感受各种不同地域家庭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也因此在眷村里产生了一批在文艺领域创造性极强的作家、艺术家或明星，眷村素材提供给他们大量创作的沃土，在他们的作品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内容：眷村小孩拉帮结党、与本省小孩打群架、各省小吃美食、原乡与客居的现实内容。这些除了能让眷村外的民众慢慢了解眷村外，也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眷村社会留下一段又一段悲欢离合的记录。

         可想而知，眷村因为组成人员与时代因素，对政治的立场也是相当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当时眷村人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们无时无刻不随着蒋介石他老人家的心愿而澎湃着，一心想“蒋总统”有一天一定会带他们回家。他们算得上是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几乎家家门口都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天天早晚升旗降旗外加广播站大喇叭播放“蒋总统”语录，墙上也刷着如“反共抗俄”、“蒋总统万岁”之类的标语。过去国民党的党组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眷村自然也不例外，有所谓的“黄复兴党部”，每次一到选举，党部来一通电话，眷村人就会按照指示投票给国民党所支持的特定候选人，所以一直以来也戏称眷村是“铁票部队”。

         去年王伟忠与赖声川合作的舞台剧《宝岛一村》在台湾引起一阵旋风后，继续搬到大陆上演，也引起许多大陆朋友对眷村的好奇心。很多大陆朋友看了后总觉得眷村生活很和乐美好，还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种意外反应倒是让居住过眷村的台湾外省人吓了一跳，呃，真的有那么好吗，很多眷村出身的才不信不同省份间的村民会像剧中相处得那么好。一来，照王伟忠自己生活在空军眷村的经验，本来就会好过其他眷村一些；再者，艺术虽然来自生活，为了健康向上的戏剧效果，许多负面的地方也不见了，所以也有人笑说像《宝岛一村》、《光阴的故事》里的眷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眷村，过于美好，却从来不曾存在过。

          现在很多人就只记得眷村人情味浓，看到剧里都是积极向上的，但人在极艰苦的环境下，展现的不是通常被颂扬的人性光辉，反而是人性的扭曲。眷村作为一个小社会，自然也是这样，很多人性的阴暗面也就此产生，比如说因为早期大部分眷村的生活空间狭小，采光不良，房子大都挤在一起，暗暗的湿湿的，你写功课时，隔墙在推炮都听得一清二楚，为了搭违章建筑或争公用厨房使用时间，有人写黑函告邻居“通匪”。谁家有些小钱重新装修得好一点，三姑六婆就传说他们家女儿出去“卖”了。要再不然就是眷村子弟因为父母管不了，不学好加入帮派械斗（尽管在后来的很多作品里，这都被美化成眷村小孩的年少轻狂叛逆不羁）。有些外省军人娶了本省女人住在眷村里会被排挤，生下的小孩常被骂杂种继续排挤。还有，也常常发生单身老兵猥亵村里小女孩的事情……当然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这样的事在哪里都可能发生，真实的眷村，远不如剧里那样梦幻。

           还有一个最大的误会，以为1949年来到台湾的外省人，都住在眷村里。事实上在来台的150万外省人里，有机会住进眷村的人仅仅只占了六分之一，大多数人还是自己想办法求生存，住在眷村只能代表外省人中某些群体的生活方式，并不等于整个外省群体。

                在来台的外省人里，大部分是军公教人员，还有一些有办法的商人，这一小部分商人就不用说了，到哪里都会有办法活下去，像蔡康永父亲就属这类人，到台湾后仍然过着海派的上流社会生活。高级官僚或军官，也不用担心，继续吃香喝辣，自然有人替他们想办法。对公教人员，机关单位和学校也会准备宿舍，部队眷村也吸纳了部分来台人员。

       荣民：从部队到工程队

         外省人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大陈人。浙南大陈岛在1949年后是国民党军队在舟山群岛的重点基地，到了1955年，国民党决定从这里撤退，岛民们害怕“共军”占领后会把他们视为“国特”，将近两万岛民像逃难似地随国民党一道撤离。来台湾后，国民党宣传大陈人“不愿接受“共匪”统治，愿至复兴基地投入“反共大业”，称为“大陈义胞”。由于大陈人原本就是以渔业为主，所以到台湾后，他们的聚落虽分散在全台各地，但都在渔村旁边继续捕鱼，大陈人可说是在以军公教为主的外省人中的一个异类。

        大陈人对于国民党和“蒋公”忠诚无比，所以，现在台湾唯一一个拜蒋介石的庙，就是在高雄的大陈村里。至于那些单身来台的基层士官兵，他们算是外省人里最可怜的一群。一开始，他们还能住在部队里，可是退伍后问题慢慢浮现，他们离乡背井，既没有钱又没有一技之长，在台湾又没有亲人，到了社会上该怎么办呢？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当兵的时候一心想着退伍，等到真的要退伍了，又觉得前途渺茫，不知道该怎么办。1950年代开始，单身的外省老兵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情况还更严重。当年台湾当局实施“精兵政策”，让老弱残兵从军中退下来，所以退了一大批人，这些阿兵哥要退伍了，只发给你一些钱和几件衣服就把你踢出去，唉……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都想留在家乡，需要你的时候就用虚幻的民族大义当做号召，不需要你的时候，也不管以前是谁把你带到台湾来的，现在回不回得了大陆，踢出去放牛吃草，自生自灭。

       1950年代初在台湾的“国军”，除了南部孙立人的新军及近千名军官堪为精锐战力外，绝大多数的部队里，军心与军纪已经严重涣散。而各部队员额浮报不实，什么冒名顶替、私下换职、兵械流失、兵籍番号混乱等情形尤为严重，影响所及，台湾社会各地充斥散兵游勇、军队驻地的周围也不时发生军队和乡民冲突的事件。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每年取缔散兵游勇的数量平均在三千至一万名，颇为惊人，而实际数字恐怕更甚于此。

         那几年散兵游勇问题已经够严重的了，退伍军人一来又雪上加霜。台湾社会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外省流民，没了钱就乞讨，有钱就整天酗酒闹事，派出所人满为患，成一大社会问题。好一点的自己想办法搞些小摊，卖些烧饼油条、包子馒头或家乡小吃，要不然就去当保安或拉三轮车（几十年后与时俱进，他们改开出租车），或者，有些人也以收破铜烂铁为生，没有工作技能的这群外省退伍军人，只能做这些最低下的基层工作。退伍军人美其名曰“荣民”，其实在那种状况下，一点荣誉都没有。

        但也不是所有退伍军人都只能在基层混，当年有很多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军战士，因从军中断学业，打完抗战打内战，待来台青年军解散后，知道机会来之不易而努力继续学业，其中不乏有人成为知名学者。如果是军官，那情况会好一点，退伍后仍然可以住在眷村，还帮你转业，可能在公职里给你安排一个位置。如果教育程度还行，就丢去教书。有一阵子台湾的中小学出现了一批讲课讲了什么学生都听不懂的老师，学校不想收都不行，如果不幸教到英语，学生就惨了，连“闹太套”都听不懂。

         另一方面，国民党仍企图“反攻大陆”，所以继续强迫有过战争经历的精壮年轻士兵留下，不管你当初在大陆是志愿或被迫从军，通通都被晋升为士官，服务年限也相应延长，士兵须年满40岁，士官要满50岁，士官长则要满58岁才能退役。有些人就这样继续服到最大年限。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军教片里，在一片年轻的兵当中，总有这么一个角色：操着外省口音，穿着军服却每天在营区无所事事，可能偶尔会去光顾一下福利社小卖部，从兵到营区司令都要敬个三分的老士官长。这个角色除了常用来对比老兵跟新兵的观念，制造笑点外，也常承载了制造悲情感人桥段的责任。几十年来台湾男生去当兵，在部队里一定都遇过这种人，他们要不是性格特散漫、不管事，要不就是特变态扭曲，而电影在某些方面也呈现了这一点。这种角色广为人知，以至于过去在台湾一提到“士官长”，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这群一直在部队里的外省老士官。

          放任这一大批没有工作技能的退伍军人在社会上也不是办法，如果还在当兵的人看到退伍后这种处境，也会在心理上受到影响。所以，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个计划，将这些退伍或者想退伍的外省阿兵哥，组成工程队，进行各项重大工程的建设。这个政策在当时看来真是亚克西，算是兼顾了对荣民的照顾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人力需求。

            这些荣民的代表作就是台湾的中部横贯公路。台湾西部多平原丘陵，东部多山地，整个岛中央有险峻的中央山脉。过去东部被称为“后山”，建设远远落后于西部，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如果要从西部到东部，都要往北或往南绕一大圈，相当不方便，故有修横贯公路的计划。当然在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基于军事理由来修这条路的，可是后来这条路给东部以及山区带来的经济意义更大。

           这条路从平地、丘陵，一直到高山，再到东部的激流峡谷，大多属崇山峻岭、悬崖峭壁等地质敏感区。在高山开路过程当中常常还要面对地震或台风等天灾，加上脆弱地质，让这项东西横贯公路的工程，成为难度极高的工事。由于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开拓挖掘，大部分工程全是由人力一锹一铲、一斧一凿完成的。整条公路最鬼斧神工的一段就是东部花莲的太鲁阁峡谷，在坚硬的大理石当中，仅用简单的爆破和铁锹挖，在悬崖陡壁中开凿出来一段段惊险的挂壁公路。这些人工开凿的痕迹，到现在都还能看到，走在路上，抬头往上看是耸入云端的奇岩峭壁，往下看是深狭的湍急溪谷，让人一阵晕眩。

              这么一条路，也是用141条人命换来的，他们没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死在这个岛上崇山峻岭的乱飞石块中。现在太鲁阁还有一个长春祠，是专门纪念这些开路先驱的，中横公路太鲁阁段，现在也变成台湾最知名的观光景点之一，到台湾必游。

          那时候，蒋经国负责退役官兵就业的工作，所以也是一天到晚往这些条件极差的山区工地跑。现在有许多照片都是他走在山中小路，或者乘着流笼过河的惊险照片。他亲自跑到建设的第一线关心那些荣民，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到现在，很多当初参与建设的老荣民都很怀念蒋经国，就是因为当初在许多官员里，只有蒋经国真正关心过他们。

      过了适婚年龄的“老芋仔”

       中横工路完成以后，许多荣民就在公路沿线落脚住下，拿着存下的血汗钱，几个人合作找地屯垦，种些经济作物，像中横公路的梨山上就有很多这些老荣民开的农场，种出的水果可都是高价品种。后来这些退伍军人陆续参与许多重大工程建设，也是人尽其用，比如说会爆破的就继续去搞爆破，会潜水的就去搞港口沉箱，工兵就去开挖土机等。这些重大工程每完成一项，附近就会有一批外省单身汉住下形成聚落，在台湾各山巅、海滨都看得见他们的身影。

           都说这些单身老兵是外省人中最可怜的一群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制定了《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与《军人户口查记办法》，只有年满28岁的军官或技术士官才可以结婚，低阶的士兵不能结婚，也不能领取身份证，没有户籍。之前提到，许多人被强迫继续服役，士兵满40岁、士官满50岁、士官长58岁方可退役，那也就是说，到退伍前都不能结婚啦！青春岁月就葬送在那“反攻大陆”的美梦上。

这样强迫也不是办法，所以政府又替他们编织了另一个美梦，发给他们“战士授田凭证”，告诉他们，等待他日“反攻”成功，看你服役几年，每服役几年，就在你家乡多给你多少亩地，以后大家回去都是地主啦！有些人就因为这个美梦一直待在部队里。

           中学的时候，地理课本教到人口金字塔这个单元，我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人口有一次反常的暴增。对于这次增长的解释，下面只有一行小字，大概是说本年现役军人纳入户籍。在那为考试而读书的年纪，我根本不了解也没必要了解这行字代表的意义。等到十几年后，听多了外省老兵的故事，才了解那短短一行字里，充满了多少外省老兵的悲哀，再悲哀的历史到最后都能一笔带过。

          1959年，“政府”终于将不人性的婚姻政策放宽，让大多数单身老兵都能结婚，军人也可以拥有身份证了。但此时那些低阶士官兵都已差不多40岁了。

           台湾有句话叫“芋仔番薯”。以前台湾人戏称外省人“芋仔”，这也蛮形象，芋头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相对而言，因为番薯是最便宜、生命力又强的台湾本土作物，以前台湾穷，大家都只能吃番薯配饭，再加上台湾的形状就像一个番薯，台湾本省人喜欢自称“番薯”。“芋仔番薯”在老一辈人心里，代表的是文化的不同以及隔绝。但这几年台湾高唱族群融合，不分本省外省，就连有代表性的“芋仔番薯”都赶潮流，被混在一起做各种料理或冰棍，因口味特殊而意外大卖，颇因应时代潮流。

在台湾，都喜欢叫那些外省老兵为“老芋仔”。这些“老芋仔”给人的印象，好像他们都喜欢娶年轻老婆，常常被拿来当笑柄说老牛吃嫩草。其实如果可以在适婚年龄就娶妻生子谁不愿意，偏偏就是这个荒谬的时代，造就了荒谬的人生。许多老兵慢慢觉得“反攻大陆”不太可能，也就死心在台湾结婚，或者再婚。

            如果是军官的话，那条件还行，认识一些台湾本省女孩，恋爱结婚，婚后还能住到眷村里。在以前本省外省对立比较严重的时代，这样的婚姻也常常在女方家里引发家庭革命，因为一般本省父母无法接受女儿嫁给这些来路不明的外省人，加上对外省人的印象不好，搞到最后双双私奔结婚，断绝家庭关系的都有。其实到了后来的眷村里，也可以看到许多本省妈妈，生下来的小孩还真的是正宗的“芋仔番薯”。

            那些单身老兵处境又完全不同。这些“老芋仔”一来年纪大，二来又没钱，要怎么结婚呢？早期能结婚的，大概都只有伙房兵，就是补给、经理、运输等有油水的兵科，那没钱的呢？根本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们。跟国民政府来台的那批外省妇女，多是随夫同行的，未婚的也不会嫁给这些老兵，再加上被国民党控管，这些未婚的外省老兵，又老又穷当然也不帅，这些台湾女人为什么要嫁给他们？想要娶妻只好各凭本事，事实上，这由老兵娶了什么样的台湾女人就可以得到答案。尤其是在东部偏远地区的，只能娶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台湾女人。

          说是娶，其实是买，李敖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外省老兵娶妻的描写：

             有的老兵拼命想成家，蓄意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一位老兵摊出他的积蓄——一綑綑钞票在数，数完一綑，朝床上一丢，说：“这綑可买条大腿。”又数一綑，又一丢，说：“这綑可买只胳膊。”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令人心寒，但单从那一画面上看却是喜剧镜头……

                有一部电影叫《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就是在讲外省老兵娶原住民姑娘的故事。这部拍摄于1984年，充满台湾新电影风格的片子，从写实的角度描述当年的老兵问题：老莫买了原住民少女玉梅为妻，老莫知道这桩婚事得来不易，特别珍惜玉梅，想融入玉梅的生活，虽然他只是收入微薄的清洁队员，但还是花大笔钱买了收音机和玉梅最爱听的流行歌曲录音带。故事就围绕老莫如何亲近玉梅的生活以及尝试各种“做人”偏方。因为玉梅还年轻，自然不会喜欢老莫这样的老头，这时又有一个瓦斯工人与玉梅产生暧昧关系，老莫自知不该耽误玉梅，也有意放手，之后经过一阵曲折离奇，玉梅终于发现老莫淳朴善良而情归老莫……这部电影以喜剧收场，但老兵娶妻的真实生活远比电影惨烈。

              这些嫁给老兵的台湾女人有一部分是智能或肢体障碍者，有一部分是精神病人，有一部分是原住民妇女，有一部分是家庭贫困想靠女儿“改善家境”的人……像高金素梅，她的父亲就是外省老兵，母亲是原住民。

              各位可能不知道，眷村始终是台湾重度智障与重度精神疾病人口最多的小区，在台湾各地的精神科门诊（尤其是东部地区或荣民总医院），常常可以看到一幅景象：八十几岁的荣民父亲，带着他智障或精神疾病的妻子，来探视刚刚发病住院的子女，那是个你一看就忘不了的震撼场面。

               “我想跟我娘抱抱”激发了开放大陆探亲

              在眷村里，几个老兵合买一个智障女“共妻”的事时有发生。还有家里装四个铁笼，把妻子与三个已经发病的儿女各关一个，留一个正常，还在读小学的女生负责煮饭照顾。还发生过妻子因没钱养育儿女偷偷去卖淫，被抓后，“宪兵”坚持行文外岛她丈夫服役的单位，害得那个老兵在同僚面前很没面子，持枪自杀，这妇人接到消息后在家里毒死了四个儿女再上吊……

             眷村永远没有剧里描写得那么美好，尤其是这些外省老兵组成的违章眷村。本来就是弱势族群和边缘人的老兵，娶了一样是弱势族群的老婆，产生更弱势的下一代。

              小学二三年级时，有个同学叫傻蛋，他之所以被叫傻蛋，不仅因为功课差，反应迟钝，还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大家都不想接近他，但都会欺负他，他就算被欺负也总是笑，他是老兵的儿子。

            几年后在路上看到他，他的老父亲骑不动那辆满载破铜烂铁和废报纸的三轮车，傻蛋和他的傻妈在后面帮忙推，推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三人都涨红了脸。那时候我稍微了解了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情事故，想要避开他，怕他自卑，没想到他先看到我，对我露出那个熟悉而又带几分爽快的傻笑，继续推车而去。那是个不懂社会价值观，完全不解他人眼光的真诚笑容。唉……那个笑容让我羞愧，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也许当初我根本不是怕他心理受到伤害，只是怕旁人的目光而已。

                当然还有些老兵，穷得没法结婚，所以老兵群体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一个已婚老兵如果生了好几个男丁，没结婚的老兵就会跑去跟已婚的同乡商量，希望过继一个儿子给他当做养子。台湾的民法里规定，养父可以断绝养子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可是大多数作为养父的外省老兵都不会，很多这样的老兵第二代就有了一个生父和一个养父。

              有些连养子都没有的老兵更坎坷，很多自谋生活，又是单身，很容易被“金光党”盯上。一阵酒色财气之后，退休金与积蓄都被拐跑，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如果平时与老乡处得不错，生活上还不成问题，如果人缘不好……有一阵子，常听到老兵自杀的新闻，大家都麻木了。

              就这样一过30年，1980年开始，两岸局势逐渐和解，当时蒋经国仍然坚持“三不”，即不通邮、不通航、不通商。越来越老的第一代外省人，慢慢也按捺不住内心澎湃汹涌的想家情绪，无奈法规仍然不准赴大陆。“立法院”里也开始有“立法委员”提议开放大陆探亲，每次都被以“反攻大陆未成，何以谈探亲”之类的官腔驳回。话虽如此，其实有办法的人老早就经第三地转信，比如说请人到香港时，顺便把信丢到邮筒里，或是大信封里装着小信封请人转信，有些人也从第三地溜进大陆探亲，反正到大陆又不会留记录，这样的人台湾当局是抓不过来的。

               外省人的返乡问题开始浮上台面，以前台湾本省人总觉得这些外省人自己爱跟国民党来台湾，好像“外省人”=“国民党”，对于这些外省人自然没有好感，也不会去关心他们。1980年，台湾发生“李师科案”，是台湾史上第一件持枪抢银行案。而这个“江洋大盗”李师科，只是再普通不过的退伍外省老兵嘛！怎么会去干这种惊天动地的事呢？

             经过舆论与社会上的深入探讨，大家渐渐地知道，以前这些外省人被视为国民党的忠诚部队，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那么忠诚，尤其是外省老兵们，很多人都是被迫来台的，背后藏着时代的无奈与有家归不得的心酸。这下，又直接挑战了国民党以前宣传的那些内容，社会一般百姓对老兵问题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

              让民众很惊讶的是，这些外省人不是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吗？怎么今天也胆敢开始学党外人士上街头了？为了争取返乡，这些已经上了年纪的外省人，也与社运人士、党外人士结合，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开始在相关部门前要求返乡的权利。

                  1987年的母亲节，这些已经慢慢上了年纪的外省人不顾还没解除戒严的状况，豁出去了，以“母亲节遥祝母亲”的名义举办一场抗议活动，他们穿着写上“想家”、“妈妈我好想你”的衣服，手持各种标语“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有别于当年冲冲冲，冲个不停的抗议，这场活动充满了悲情，当天的主题曲是《母亲你在何方》：

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 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

雁儿呀我想问你 我的母亲可有消息

秋风那吹得枫叶乱飘荡 嘘寒呀问暖缺少那亲娘

母亲呀我要问您 天涯茫茫您在何方

明知那黄泉难归 我们仍在痴心等待

我的母亲呀等着您 等着您等您入梦来

儿时的情景似梦般依稀 母爱的温暖永远难忘记

母亲呀我真想您 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唱着唱着，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像孩子般地痛哭起来，尽管过了二十几年，那些画面看起来仍然揪心不已。

             前不久在广播中听到一个老兵的故事：1949年前后，国军在内战中失利，逐渐撤退来台湾。有一位母亲，在码头边依依不舍地为她只有十七八岁，正在当兵的儿子送行，眼见就要别离，心情甚为难过的母亲趋前想要抱抱儿子。可是，毕竟是年轻小伙子，心里想那么大了，还要让他在众多弟兄面前被妈妈抱，实在没面子，所以就有意无意避开妈妈的拥抱，反正上头说“很快就回来了”，他就转头登上军舰到了台湾。

                 60年后，在台湾的一间荣民之家每月的庆生会中，大家围着几位老寿星一起唱生日快乐歌。接着，主持人请每位寿星说出各自的心愿，当年在码头跟母亲分手的小伙子也在寿星之中，只是当年与母亲一别，后来未曾再见面，现在他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芋仔”了。

           当轮到他说心愿时，他痛哭流涕哽咽地说：“我想跟我娘抱抱！”

             台湾民众都从电视上看到他们眼里流出的泪水，回乡探亲，这是人性最基本的渴求，任何人都不应该用“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这只有统治者听得懂的借口来阻止，社会舆论要求开放大陆探亲的声音越来越大。在各党各派的民意代表、许多海内外学者名人以及各阶层人士响应和声援下，“国府”当局终于宣布从12月起开放一般民众到大陆探亲。

             “政府”终于顶不住这个压力，宣布这年底开放赴大陆探亲。为避免两岸官方直接接触，所以委托非官方的红十字会代为办理探亲申请与转信，当年11月2日开始登记，本来是早上9点才开始，没想到凌晨开始，红十字会的门前就已经人山人海。来自大陆各省，操着各地方言的外省老人争先恐后跑到柜台办理，有些坐着轮椅的老人也由儿女推来，用发抖的手盖了印，他们都想要在开放的第一时间回到家乡。

               台湾有名的相声《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面有一个段子，就在说这些老兵“第一次‘离家’就是‘回家’”，言毕，台下哄堂大笑，笑完方知这其实是多沉重严肃的一件事。

           年纪轻轻的就离家，多数在台湾落地生根，有的妻儿成群、有的一辈子孑然一身，有的贫病交迫，有的飞黄腾达。不论这几十年来的人生如何，他们现在都老了，只是写信已经满足不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他们都想回家。可是离家将近40年，不知道故乡的老父母是否安在，甚至不曾见过离家时还在腹中的儿女，媳妇改嫁了没……这些问题无形中都成为压力。尽管故乡几十年来总是在梦中出现，想回家的心愿越来越强烈，可是等到真正能够回家，又懵了，他们突然发现对故乡一无所知。当年那第一批去大陆探亲的人，当走过罗湖桥的那一刻，一定都很茫然，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尤其是那些老兵，看到五星红旗，还有红星，心中一定起了阵疙瘩，没人教他们怎么办，毕竟大陆已经很陌生，要踏出那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不如这样说好了，回乡的渴望给他们更多走向未知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