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影响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什么？

这曾经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即将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旅程时思考的问题。根据他的判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流行，也不是任何别的，而是20世纪上半叶公司的兴起，还有20世纪下半叶大型牧养教会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德鲁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他早已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虽然他已在2005年离世，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学习他的思想，无论政界、商界，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人士。在将近96年的一生中，他宣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好的管理如何能够将团伙变成团队。

然而时至如今——2009年11月19日是德鲁克诞辰100周年——这位奥地利裔美籍学者的思想很难说已经得到学习者们准确的理解。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因素是，这位管理学家研究组织的初衷和归宿不仅仅是帮助各种组织生长为有持续活力的团队，而是搞清楚活力的源泉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1989年4月，《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专访德鲁克，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了教会，德鲁克对此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

一般知道德鲁克的读者，也许不会太在意信仰在德鲁克人生中的位置，而这却很可能是使得德鲁克不同于普通管理学家的关键所在。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自然环境一样，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这也许可以归入社会学家的范畴，但德鲁克还是更强调“生态”这个词，社会环境如何能够有持续健康的生机状态。

在德鲁克的眼中，仅仅定睛于社会本身是不够的，社会的生命活力不止于来自人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因为人自己也是被造物。这个看问题的立场显然来自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观，超出了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到一切的本源。

“正是在《旧约圣经》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而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使物质表现灵魂。”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生态愿景：对美国状况的反思》（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中写道，这本书称得上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宣言。

对于这样的判断，不仅可能让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很多人感到诧异，对于年轻时的德鲁克也是意想不到的。

 信心的飞跃

1909年出生于维也纳的德鲁克，少年时就深受社会知识精英们的影响，律师和经济学者出身的父亲常常在每周一举行宴会，邀请经济学家、官员和律师讨论问题。

研究医学的母亲也在每周的另外一个晚上举行医学讨论会，同样是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当时还在世，是讨论会的主题之一，德鲁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领着见过这位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还有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的钢琴独奏家。

这样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实上，德鲁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这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歌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然而抄写发票的枯燥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趣。他真正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

他每周都去听歌剧，那一段的生活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他惊讶于自己耳朵听到的充满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在80岁的作品。

发现还不止于此。歌剧并不能完全填满像德鲁克这样公司小职员的空虚。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叫《恐惧与战兢》的小书，作者是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也常译为祈克果或齐克果），书名来自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信2章12节，内容是作者对《旧约圣经》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的理解。德鲁克承认，他彻底明白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但他在晚年时仍然兴奋地记得当年就有的改变。

“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但我同时也明白，远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在社会之中，我的生命将不得不有一个超越社会的生存维度。”

这个新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带出对人世的绝望。

从30到40岁，德鲁克身处他所感叹的“深深绝望的年月”。他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极权权主义的渊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里预言希特勒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他也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关于两者越来越多公之于众的真相仍然远远超出了德鲁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几十年后被他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社会是不够的”。

德鲁克坦言，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他在晚年时说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在很多有才能的人那里，这样的判断也许是一种迷信的表现，自己有本事是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怎么又出来了什么创造主的眷顾？

然而在德鲁克那里，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的争取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他对创造主——而非人和社会——的信靠。克尔凯郭尔给他展现的那个生存维度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鲁克专门学习丹麦语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思。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认信，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祂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创造物——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是中心——然而却是要负责任和自由的。人只有承认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才能接受神的拯救，相信神总是与人同在的，甚至‘直到我们死亡的时刻。’”

 化腐朽为神奇

至于信仰的实践，德鲁克提醒，不能与当今所谓的“神秘体验”混为一谈，不是修炼如何呼吸或沉浸在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就能实现的。“只有通过绝望，通过苦难，通过痛苦和无尽的磨练，才能达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生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的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信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绝望。”

比德鲁克早生差不多100年的克尔凯郭尔间接帮助建立了现代管理学的根基，但这样的间接作用可能也并非完全的意外。克尔凯郭尔生前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丹麦、德国和大部分欧洲，信仰组织国家化的现象很严重，克尔凯郭尔对此极为反对。然而，这个局面到今日似乎都没有完全的改变。

对德鲁克来说，能够移民美国而不是一直在欧洲生活下去是他能够直接对现代管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关键前提，虽然当初他是因为撰写关于德国神学家和法学家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以及犹太人问题的文章而被迫离开纳粹德国。

在美国，人们信奉无论信仰组织还是商业组织都应避免国家滥用干涉的原则使得德鲁克可以亲眼目睹这两种组织更为充分发展的样子。信仰在德鲁克那里也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和个人生活上，而是进入更深广的社会生活之中。

1943年，因《经济人的终结》——丘吉尔曾经撰写书评并推荐给英军官兵——以及稍后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带来的影响力，33岁的德鲁克受邀在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考察。那时，人们的目光似乎还在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二次大战之中，德鲁克却正在进行他一生中最为后人所知的研究工作。

《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被作者自己称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把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研究的书，通用汽车公司只是一个标本。

跟当时以及后来很多讨论公司的论述不同，《公司的概念》将公司还原到产生公司的特殊社会土壤中，奠定这个土壤根本的是德鲁克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看到的价值观，即，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都是服务于高于社会存在的上帝意志的工具，其中的人不是为了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恰恰相反，社会被上帝用来实现祂赋予人的使命。

对人的尊重贯穿了德鲁克大半生的言论。几十年后，92岁的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题为“他们不是雇员，他们是人”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任何组织而言，“伟大的关键在于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这里的开发潜能很可能被理解成仅仅为了组织的绩效而把人视为使用的工具。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来。

德鲁克所谓的人，是他所信仰的创造主赋予的生命，人之所以有尊严有才能，是因为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形象不在于人的长相，而在于人的灵魂，正如德鲁克在《生态愿景》中所说，“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

进一步，为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就有尊严和才能了呢？德鲁克在他一生的著述中屡次提及基督信仰是自由社会能否长成的根基，比如，他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提醒：“自由根植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和圣保罗的书信中”。这本书被作者的很多朋友和批评家们认为是德鲁克最好的著作，也是作者认为自己写过的书中最有宏观视野的，因为这是德鲁克唯一一本全面描述他心目中的自由社会图景的书。

在基督信仰中，神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统治者，而是降卑为人重新获得圣洁永恒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牺牲者，在《圣经》中，神就是爱，是爱的源泉，神创造宇宙就是出于爱，而爱的意思乃是舍己。这就是人所以有尊严和才能的来历。

德鲁克所说“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实质上就是舍己牺牲的表现，组织的建立，不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带领人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为了帮助每个生命都能够彰显爱的才能，也就是德鲁克在他的那本社会生态学家宣言中申明的：“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

在德鲁克看来，从这样的维度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仅不流于理想化，其实可以解决一个非常普遍的现实难题。

“根据统计学显示的规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一个组织唯一能够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成为杰出的途径是使得现有的人们产生更多的能力——即，通过对知识工人的管理产生更大的生产力。这个挑战，引用一句老话就是，‘让凡人做非凡之事。’”德鲁克在2002年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写道。

如果仅仅看到这样的话，德鲁克为社会组织给出的成功之道跟很多被称为“大师”的管理专家和顾问们提出的没有多少不同，甚至，这样似乎能够点石成金的金玉良言听多了会让人感到茫然或麻木。

德鲁克给世界提供的却显然不仅是这些。他在18岁时开始的转变本身也许是他自己所经历最好的点石成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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