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

第一辩： 土地增值归政府还是归农民？

周其仁：“ 不要都归政府，或都归土地所有者，要分成”

　　过去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很弱，又想集中土地来完成国家工业化，所以当时的土地法令非常倾向征地这一方，补偿价格比较低。随着城市化急速扩大，地价迅速上涨，结果就是政府可以从农民的手里将土地以很低的价格拿来，再以很高的价格卖出去，于是矛盾开始加剧。

　　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资源。使用权是农民的，放弃使用权也是农民的权利。让农民自己议价，可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所以我主张，不要土地涨价都归政府，或都归土地所有者，我的观点是要分成，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比例。”

　　贺雪峰：“ 城市建设用地自然增值来自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后的集聚效应，出让收入相当于政府成本回收”

　　国家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获得土地出让金收入，并以此土地出让金收入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用地自然增值来自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后的集聚效应，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政府成本回收，并在回收后用于新一轮公共投资建设。这个过程十分完美，既符合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又真正做到了土地“涨价归公”和“地利共享”。

第二辩： 农地是否应该入市？

周其仁：“ 城镇走向市场被证明是对的， 农村 完全有理由争取同地同权”

　　土地配置机制在城乡之间分了岔。城市的国有土地有合法转让的地位，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农村集体土地却始终得不到相同待遇。没有谁会赞成城镇土地房屋“出市”，重回计划指令体制之巢穴。我的观点是，既然城镇向市场的分岔证明走对了路子，农村这个一直被摁在非市场分岔里的土地房屋，也就完全有理由急起直追，争取同地同权。

贺雪峰：“ 国家不允许农地直接入市， 这样就保持了一个从紧的土地供求关系”

　　国家不允许农地直接入市，而且限制农村转为非农用地的数量，控制每个省市新增建设用地的总量，这样就保持了一个从紧的土地供求关系，就抬高了土地的价格，国家政策显然是有道理的。

第三辩： 农民是否应该享有更多的土地权利？

周其仁：“ 如果存在合适的转让机会，却没有转让权，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当权利主体觉得转让不值的时候，他可以拒绝转让、拒绝成交，这也是转让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过来，如果经济中存在合适的转让机会，却没有得到合法保障的流转权利，那势必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带来极为负面的影响。这也正是目前行政垄断土地流转、农民集体的土地缺乏与国有土地平等权益的弊端所在。

贺雪峰：“农户土地权利越大，集体行动越难”

　　在中国农村，农户土地权利越大，集体行动越难，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就越无法改善，单家独户的小农，尤其是仍在农村种田的耕者，就不得不面对更加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他们不仅要流汗，而且要流泪，甚至流血了（比如为争水而打架伤人）。这是典型的“反公地悲剧” 。

第四辩： 国外的土地成本比中国低得多吗？

　　周其仁：“ 中国一线城市建筑土地成本超过70%，而 澳大利亚只有13%”

　　中国一线城市，一个建筑，土地成本70%以上，全国平均大概是50%左右，去发达国家来看，像澳大利亚有中国的厂商去投资，土地成本占建筑的比例13%。现在很多中国公司跑到纽约去投资，觉得挺开心，为什么？他的土地成本没有那么高 。

贺雪峰：“国外 高昂的房地产税相当于向所有购买房地产者分次收取土地费用”

　　澳大利亚和美国与中国有个显著的在住房政策上的差异，即中国现在并不征收房产税，而澳大利亚和美国是要对房地产征年率最高可达3%的房地产税的，高昂的房地产税相当于向所有购买房地产者分次收取土地费用。或者说，中国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是一定意义上折抵房地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