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中国承办G20峰会是否说明准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人民币加入SDR有什么利好？占中国GDP三分之一的地方债到底有多少风险？

坐在凤凰财经峰会的VIP厅里，前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与记者开始了悠闲的交谈。作为最早的一批“海归”官员之一，他曾在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担任要职。

丰富的国际经历或许能解释他很多“不走寻常路”的观点。他喜欢强调“自身发展”和“经济效益”，不喜欢玩“数字游戏”和“国际博弈”。复杂的理论背后是简单的逻辑--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中国为什么要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高处不胜寒

面对一名有丰富国际经验的财经高官，记者的第一个问题从亚投行切入。在今年6月29日的亚投行签署仪式上，57个创始成员国依次签字，其中不乏英法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帝国，网民热议：“万国来朝，扬我国威”。

各路专家学者常常把亚投行解释为“挑战了IMF”，“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对于这种评价，李若谷并不感冒。他向凤凰财经表示：“亚投行挑战了美国，是媒体的炒作，并不是中国的初衷。”

李若谷强调：“中国为什么要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呢？高处不胜寒！”他表示，亚投行是一个外部的补充，现在亚洲基础设施需要很多投资，苦于没有资金。中国正好成立一个机构帮助亚洲发展。

他从亚投行出发，批判了现在流传甚广的“挑战论”。“媒体别总炒作中国去挑战这个挑战那个，现在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他认为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断的“挑战”中。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中国愿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不是想承担就能承担

习近平主席9月参加联合国会议时表示，将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20亿美金。中国在2014年举行APEC峰会后，即将在2016年举办G20峰会。中国走出去的姿态似乎愈加强势，积极主动承担起一系列国际责任。

李若谷认为：“承担国际责任是一个大国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可以选择承担或不承担。你想承担，人家（笔者注：国际社会）承不承认？愿不愿意？这个东西（承担国际责任）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他表示国际责任说起来很大，落实到行动往往很自然。他举了非洲的例子，很多评论称“中国承担了帮助非洲国家走出贫困的责任”，但实际是非洲正好需要发展，中国商品在非洲有市场，非洲又有中国需要的资源，于是双方互通有无。

他认为中国组织APEC和G20，只是完成了一个国际社会成员正常的责任，不需要拔高到“国际责任”的高度。APEC和G20都是各成员国轮流主持，中国作为明年G20的主办国，也只是准备题目和议程，供各国代表讨论。“这是一个协商过程，不是一国可以主导的。”

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一厢情愿，不需要主动申请加入SDR

谈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李若谷的观点非常鲜明：“等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好自己，人民币自然而然就国际化了。”

他认为中国能做的只是建立起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例如人民币的回流机制，国外的支付、清算体系。至于其他国家用不用人民币交易？是否发行人民币债券？实在非中国能够掌控的。

谈到人民币加入SDR，他说起了日本的例子。日元早就进入了SDR的篮子，但是日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使用远远低于美元欧元。“日元加入SDR以后，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从8%左右降到4%。什么原因？因为日本经济出了问题。”

从日元加入SDR的例子上“举一反三”，李若谷认为人民币并不需要申请加入SDR而是要等SDR来“请”。他表示：“所以人民币为什么不等SDR来请它加入？人民币为什么要主动去加入SDR？而且SDR这个规未必就对人民币有利，我不是说没有，而是要透彻研究。”

他相信等人民币发展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货币时，SDR一定会来请。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发展好中国经济。

地方债务不可怕，可怕的是经济效益太低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2013年6月至2014年底的18个月中，地方债从17.9亿元增加至24亿元，相当于中国2014年GDP的38%。

对于地方债高企的数据，李若谷不以为然：“现在总说，地方债不可持续。如果经济增长10%，债务增长5%，怎么就不可持续？如果经济增长10%，债务也增长10%，怎么就不可持续？如果借一块钱能产生三块钱的效益，债务完全可以还。”

他认为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目前经济效益太低，“当借一块钱时，产生的效益连一块钱都没有时，就有问题了”。所以GDP增速，人民币国际化，地方债等问题都是表象，核心问题还是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不高。

“当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10，你怎么取跟人家竞争？6.5%或者7%的增速有什么用？”他叹道。

中国的工业化只完成了一半，还需要工业文化

作为一名留学海外曾在国际机构担任要职的官员，李若谷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了很多希望。“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完成了一半，能生产这个东西，但缺乏工业文化。”

他解释道，工业文化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文化，而中国的工业生产总是差不多就行。因此中国能生产出来汽车，但生产不出顶级的精密仪器。

他表示工业文化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而不是“照猫画虎”。“只有把血液、文化、思想融入到工业文化中，才能生产出来让人心动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