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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小芳:企业“成人仪式”:公司政治
2016-01-20 42424
企业“成人仪式”:公司政治文/交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首席专家谭小芳 前言: 在某种程度上,公司政治可视为一个企业的“成人仪式”。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出于对“政治”这个概念的不甚了了和“复杂”甚至“肮脏”的传说,往往对所谓“政治”不感兴趣而“远离政治”。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发觉自己从来就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生存游刃,而政治也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政治意识”的觉醒,或可算得一种成熟。可以说,没有公司成长带来的必然变化,就没有公司政治的真正觉醒。 在不少大学的总裁班上,都会有学员问我,谭老师,您研究公司政治,究竟什么是公司政治呢?”出于谨慎的态度,也考虑政治一词过度敏感,套用国外的观点是“公司政治可以笼统地认为是公司内外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但实际上,西方管理学界,早已有过零零碎碎的公司政治研究,但目前尚未形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公司政治定义。现实社会中无数“企业王朝”与领导者们兴衰沉浮或悲欢离合的案例,少由计谋,多由人力,小靠智慧,大靠善德。或许我们可以领悟,为什么会有公司政治,这些政治行为对公司的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政治:政,是指众人之事;治,是指管众人之事。一个人过于迷恋政治,将变成投机分子,过于远离政治,将变成世外之人。通常人们一谈到政治,首先就产生本能的戒备心态,马上就会将政治和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拉帮结派、打击报复、告密、搞运动、穿小鞋等等一系列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联系起来,恨不能躲得远远的。其实,对公司政治大可不必如临洪水猛兽,而且也不可能避而远之,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存在,除非像鲁滨逊一样和星期五孤独地活在小岛上(严格地讲,鲁滨逊和星期五之间也存在政治)。 什么是公司政治?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为达到特定的利益目的而处理公司内外组织(包括企业与社会、政府及各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的系列活动的总和,即为公司政治。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企业与政府、社会、企业、员工、消费者之间在经济活动中必然存在着互动与依赖关系,期间也必然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矛盾与冲突等形形色色的政治。谭小芳老师认为,商道随政道,法不同理同——创业难守业更难,针对面临的外部政治环境采用什么政治策略及在企业内部构建什么样内部政治机制对企业相当重要,而且如何参与外部政治和塑造内部政治机制是相辅相成的。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连续向好,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在高位,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WTO后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已向世界全面开放。这期间中国经济社会不仅没有被撕裂与衰退,相反越来越强大,和平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经济繁荣相映衬的却是政治上“肃贪反腐”运动声浪迭起,波澜有惊,特别是由贪官拔根带泥拖出的一些民营企业又被全社会放在停尸台上口诛笔伐,鞭尸咒魂。“原罪”和财富的合法性再度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关注焦点。加之最近几年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导向的一系列强化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政策,使原本已心存惶惑的民营资本又平添了许多愁。不少民营企业家都在问:我们的路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中国是不是只能做小企业,发展大了是不是必然会遭到政府的限制与打击?我们究竟还有哪些发展空间?“打土豪,分土地”是不是历史的宿命、早晚会落到自己头上?我们有没有触摸到制度和文化的天花板? 企业的命运究竟由什么力量最终决定?看过了太多的开始与落幕,听过了太多企业家关于公司经营战略的展望与总结,但真的仅仅是堂皇的这一切主宰了企业的成功、失败或平庸吗?在所有这些公开说辞的背后,我们也听到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描述——主宰这一切的是几乎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被提及的“公司政治”。这是一种谁也无法忽略的更为隐秘也更有决定性的力量。就像精神分析学中难以名状的潜意识对人类行为的决定作用一样,公司政治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一个企业和一个人的命运和前程:平时隐形存在、关键时刻翻云覆雨,而且无处不在,令人无可遁逃!管理层人事动荡、企业战略摇摆不定、内部帮派钩心斗角……无数诸如此类的企业故事发生了或正在发生。有人说搞掂中国企业需要超级大玩家,更有人说成功的中国企业家必是合格的“企业政治家”。这是公司政治的真相吗?欢迎进入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的经典课程《公司政治智慧》,解密公司政治! 公司政治是任何领导者和管理者都无法忽略的隐性力量,它总在不知不觉中改善着企业和个人的命运和前程。公司政治不是企业的痛处,而中企业的“成人仪式”——平稳、和谐的公司政治正是企业发展成熟的标志,而如何驾驭公司政治?如何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关系中保持平衡?如何把握敏感的政策尺度以规避政治风险,掌控“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最佳平衡点?谭小芳老师从建立和谐公司政治观入手,从积极公司政治观的内涵去感悟商道中的政道—— 一、唐骏 虽然经过“学历门”事件,谈论唐骏已经不是很潮的话题,但说起公司政治的智慧,我依然认为唐骏是一个典型案例。他作为职业经理人,唐骏认为自己的使命是阶段性的,完成使命就离开更能体现价值。唐骏于1994~2004年服务于微软;2004~2008年效力于盛大网络任总裁;2008年4月以来,加盟新华都集团任总裁兼CEO,创造了职业经理人薪酬的天文数字—10亿元。 唐骏的每一次跳槽都让身价跳跃一次,而且都能很好地处理新老东家的关系。加盟盛大时,微软授予其“微软(中国)终身荣誉总裁”称号;而加盟新华都时,陈天桥指派员工参加唐骏的履新新闻发布会并致贺词,称其为“职业经理人的榜样”。唐骏是如何做到历任老板口中的“好好先生”的呢? 从不贬低旧东家,高调表扬新东家并描绘行业的美好前景,唐骏每到一处总是先做加法。在他的嘴里,碰到陈天桥、陈发树,都是一见钟情式的。“我和陈发树经常在一起,他对我的工作也是非常满意。”这话就像当年“我和陈天桥经常在一起,他对我的工作也是非常满意”的简单重复。但嘴上说是一见钟情,实际行动却保持着某种游离状态,表现为两点: 首先,唐骏与老板、下属保持商业伙伴而非朋友关系。在盛大4年,唐骏几乎从未和陈天桥私下约会相处。在陈天桥搞的家庭聚会上,有时能见到江南春、郭广昌等人的身影,但作为陈天桥下属的唐骏却从不露面。他推崇“圈子理论”、“圆心理论”,并在公司内一直与人保持距离感。 其次,始终以职业经理人自居,看淡权力,并再三告诫自己要“忠诚和敬业”。加盟盛大时,唐骏提出进盛大“第一学习盛大,第二了解盛大,第三融入盛大”,并称这是他的“新官三把火”。中国素有“一山不容二虎”的潜意识,如果有两位强人,要么一个离开,要么一个自我“阉割”,以降低自己抬高伙伴。在民营企业,创始人的强势往往更需要职业经理人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对于这样的中国式公司政治智慧,唐骏可以说有着深刻的理解。 二、坏上司和猎头的故事 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任何一个组织都需要政治。有人说,一个好的企业家,必须是好的政治家。组织中的政治斗争,从来就不会停止,只不过好企业与坏企业的分别是,好组织有明确的政治斗争规则,而坏的组织则没有。或者说好的组织的游戏规则鼓励积极的斗争,而坏的组织则放任大家内耗,从而导致组织在与别的组织的竞争中落败。 有一位在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高级管理人员遇到了一个难题:一方面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对薪水也很满意;另一方面,他痛恨自己的上司。他已经忍气吞声好多年了,现在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他决定通过一个猎头公司找个新工作。在与猎头公司的交流中他获得了灵感,他把上司的情况告诉猎头公司,委托了猎头公司为上司找一份工作。当这位上司接到电话被告知有一份新的工作在等他时,正好也厌倦了当前的工作,爽快地接受了新的职位。妙就妙在当上司的职位空缺时,这位高级主管申请补缺并且成功了。他从这次调职中领悟了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让他在这个组织中一帆风顺。 在与坏上司的过招中,你还会悟到许许多多的“招数”。譬如,宁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的原则。你现在就得罪小人了——因为一句话,他就要运用他的职权,找茬扣工资奖金。这已经表明是典型的小人了。但是,你能做到不得罪小人,反而利用小人为你服务吗?再譬如,统一战线原则,不要四面出击,一次只能打击一个对手,同时与其他人联合。这点你做的怎样?同上一级领导的关系、与上一级各职能部门的关系,与外界的关系,与一般同事的关系,都是你的环境的一部分。在与上司的斗争中,你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了,还是负气而为? 三、敏感问题:工资与待遇 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企业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过来的,即使是新成立的民营企业,他的管理人员和员工或多或少都受国有企业的影响。因此他们有很多不正常的心态和现象。由于笔者在企业文化(公司政治的背后就是企业文化)方面咨询和培训中的感受和见闻,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司机和老总的故事。司机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接董事长上班,他起得比董事长早;晚上把董事长送回家以后再回家,睡得比董事长晚。但是董事长拿年薪,司机问怎么这么不公平,我起得比你早,睡得比你晚,但是我的工资比你低,这就是一种心态。大家不可以忽视这种心态。老总拿高年薪,坐着好轿车,住着好房子,过着很有尊严的生活,还有分红;而普通员工不一样,工资收入与老总相差很远,没有车子,也不能买最好的房子,也享受不到很多的尊严,要经常被罚款、被处罚、被批评,没有自由。 那么如何让普通员工,比如企业最底层的清洁工,像内地企业最底层的就是清洁工和保安,他们工资最低,工作时间最长,但是能否让底层的保安和清洁工也能感觉到企业的辉煌、发展也要靠他。清洁工想如果我不把卫生做好,清洁做好,企业发展不起来,企业就实现不了第一,企业就进不了中国百强;保安想要是我不把门守好,企业就实现不了第一,要自发地有这样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要让清洁工和保安也感觉到,我董事长坐奔驰,他们是多么自豪,就好像是他们自己坐奔驰一样。一旦这种感觉形成,那么你企业的价值观形成了,这不容易。 但实际这也不难,只是大家没有去细想。假如我家有5个兄弟,我是最小的(湖北叫老幺,广东叫老五),老大坐的是奔驰,我肯定会到处跟同学讲,我老大是坐奔驰的,我会有一种自豪感。我是企业的老大,我坐奔驰,员工为什么会没有自豪感呢?他们应该会有的!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做到的。我讲的两个例子,守门的保安和扫地的清洁工他们就有成就感。实际上大家认真想想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清洁工不扫好地,接待客户的时候,客户会认为企业的管理不好,管理不好,你企业的品牌肯定也不好,他就不愿意买你的产品;如果保安不尽职,让别人把东西都偷跑了,把设备都拿走了,企业也实现不了100亿。实际清洁工、保安和企业就是这个关系。 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家庭,如果让每个员工都感觉到,他的工作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那么统一的价值观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这种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就能像小平理论一样,会改变企业的命运。前不久,谭小芳老师了解到,一家企业招了一名北大的学生,学社会学的。因为一到企业就给他月薪6000元,所以他有一个困惑。他问经理,他说我师傅每个月只有2500元,我这个徒弟却拿6000元,他会不会恨我?经理告诉他,这在过去的企业的的确确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企业可以做到。为什么?因为有统一的价值观;因为不用这种方法就招不到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因为员工认识到,虽然现在这些大学生的月工资值不了6000元,但是未来会值6万、60万、600万,6000万……对于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谭老师这样解释:我们每家都有小孩子,从来不干活,但是我们总是把最好的给他吃,因为小孩是我们家庭的希望,他们长大后肯定能成大业。就是这个道理。 我碰到一个加拿大华人,在大陆投资棉纺厂。他告诉我,他把重庆大学的学生招过来,7年招了12个全跑了。我问他给多少钱一个月,他说女同志800,男同志1500,我说那我都跑了。他说想给大学生多点,但那些主管的工资都只有1500,如果超过了主管,主管们就会跑。我说你错了,因为你没有形成文化,没有建立统一的价值观。后来这位老板招了很多中国纺织名校的学生。 在企业,人员收入差距拉得很大。中国的县委书记的工资都是一样的,现在广东发得高一点,中央很生气,西部怎么办?现在北京市就推出了“5810”,最低5000、8000、10000。国有企业也是一样,也有这个问题,按级别排,董事长最高,党委书记和董事长一样,副总们一样。但是现在企业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样是老总,有年薪300万、400万,也有几十万的;同样是部长,有几十万,也有几万的。但是大家都能够接受,因为只有拉开分配差距才能把企业做好。日前,我得到一个数据,调查显示,在英国政府雇员中有241人比他们的“老板”——卡梅伦首相挣得还要多。其中,英国国防部是最“赚钱”的部门,有26人年薪超过卡梅伦。英国商务、创新与技能部有22人挣得比卡梅伦多。英国内阁办公室年薪超过卡梅伦的职员也是22人。 我在很多企业家那里都得到一个这样的反馈和问题——我要提高人才的工资,要提高骨干的工资,员工们都有想法。我告诉他们“给骨干提工资是为了保证普通员工的工资每月能按时发”。虽然你的工资低一点,但如果不提高骨干的工资,你的低工资也可能没了;如果提高了,你就可以每月、每年按时发,而且还会随社会平均工资显著增长。形成这个观点很难。要经常讲。 总之,现实社会中无数“企业王朝”与领导者们兴衰沉浮或悲欢离合的案例,少由计谋,多由人力,小靠智慧,大靠善德。由于时间原因,今天就先讲这些,希望大家可以预定全部课程内容,参悟公司政治的玄机。总之,对于欲引领公司走向卓越和基业常青的领导者来说,公司政治智慧,不得不察——商道随政道,法不同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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