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按照方方面面使用的“新常态”概念来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释放新需求所释放的动力机制自然地联系到创造“新供给”，我们也在“十三五”的文件里看到，中央文件里提炼了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怎么样在供给端着力来驱动升级和发展。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我国的区域差异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仍然是巨大的，为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这些摆在面前，在我们已经形成的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应该坚持很清晰地在供给端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我们在这个阶段上，只有特别注意我们认为这种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儿。所以，就必须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更多地加以强调和优化。

　　为什么要从供给端进行深化改革

　　我们强调，高度重视三大“国情约束条件”。

　　第一个重大的国情约束条件是，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下，我们在人口密度、汽车空间密度和能源空间消耗密度等方面有非常鲜明的、半壁压强型资源能源耗用和环境压力。

　　我国经济的粗放发展，阶段性超常规的高峰期所形成的密度提升的系数，叠加在半壁压强型基本国情上面，而且又加上了我们基础能源“以煤为主”，而且很长时间不可能改变“以煤为主”的基本状态所带来的环保压力，就引发了“高压力区”和“高压力阶段”中我们基础能源禀赋结构叠加而成的、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可持续发展矛盾的凸显。这种“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给管理调整结构、优化结构，释放增长空间。

　　第二个重大的国情约束条件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的到来。中国如何避免这种问题，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威胁，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矛盾威胁和棘手难题地解决。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客观的统计现象，怎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历史性的考验，它有对优化供给环境的重大要求。

　　第三个方面的基本国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富过程的严峻挑战。一部分地区和成员先富起来以后，能不能如愿地“先富带动共富”、走向“共同富裕”。

　　实际生活中，怎么把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保持在各个方面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严峻的挑战，深刻影响供给环境和机制优化的问题。

　　把这三大制约摆出之后，往前看当然应该把能做的事情做好。我们提出要“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端的改革，特别是制度供给。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端创新。支持经济增长特别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由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五大要素源合乎规律优化重构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从供给端发力的政策建议

　　我们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有几个大的方面，也是结合前面的动力源的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之后，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推到“放开两孩”。以后，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在动态优化过程中，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以适应人口结构化中长期发展需要。

　　整个这方面的思路，应该是将“以计划经济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写“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

　　第二，要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我们特别看重，从长期来看，在可以做的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没有可能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的“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境界上去。

　　现实生活中，深圳的经验又不能草率、简单地在别的地方马上仿效，但在别的地方的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的确权和流转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心存一个长远目标，对接到一个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久运行的状态上。

　　第三，我们强调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有关管理方面不断地给出积极信息。

　　因为很显然，配置整个攻坚克难改革，我们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分析，已经无法回避一些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改革举措。虽然还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大势所趋地推进改革，这样才能解除金融抑制，真正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我们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受历史性考验。

　　第四个方面，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从自贸区为标杆的、进一步的简政放权、降低门槛、负面清单、打造高标准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到现在的社保怎样按照五中全会明确的“把基本养老保障统筹提到全社会层次”，还有就是同时要调整整个税费体系、降低企业实际负担，都有很多的可做之事。这些改革是通过问题导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来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个方面，就是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里面一系列的机制方面的优化，都是要专题研究的。

　　这些建议都特别侧重供给端发力，它离不开我们国家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所以，在“多方配套改革方面”也有一些意见建议。

　　第一，我们强调，结合式地深化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同时考虑到把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的制度改革一起形成配套。这个视角上的改革已经讨论多年，我们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涉及到更深层的系统性体制性问题，要从“减少审批项目的数量”转到“真正使审批合乎质量要求”，“法制化、系统化、标准化、信息化、协同化、阳光化”必须结合大部制改革，内在逻辑是联系在一起的，职能机构的协调联动势在必行。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建议当然也不是说可以一蹴而就，但从现在看“十三五”以及“十三五”以后中长期改革的深化，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清晰地勾画改革可操作的要领。

　　其次，我们强调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中央关于财税改革的方案审批是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动作，我们现在非常关注原来中央所说的时间表。2016年，改革的重点和基本的事情做出来，能不能尽可能符合这个时间表。再有，要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转置，这也是过去新供给特别强调的方向。我们看到这方面有所推进还存在很多纠结，要进一步理清一些基本改革的逻辑关系。

　　再次，我们非常强调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关制度，要积极打造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到了这个阶段上，有些难啃的硬骨头，特别关联到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再分配问题，如何真正系统化、体系化、合理化，这些都有一些硬碰硬的改革任务。

　　再有，我们非常强调满足公共服务需要，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下积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有些配套的因素要抓住不放。今年已经有中央下发的关于电力部门改革的文件，中央已经明确要求在价格改革方面要有进一步的深化，这些部署怎么样真正落到实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也是触动既得利益格局推动改革的事项。

　　把这些处理好才能更好地调动所谓的经济利益内生潜力和活力，促使社会方方面面在价格信号和价格形成机制引导下形成有效投资。这个当然也涉及到我们积极推动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创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