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道学，不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体力行者。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修身的记载。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个人修养历程和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征：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道学信徒，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

　　一 重视修身，按照道学家的要求进行修养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辛亥革命时的个人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一直到30年代，蒋介石想起早年种种劣迹，还痛自悔恨。日记云：“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困知勉行，已失之晚矣！”又云：“余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迄今悔已难追”。一言之不足，反复言之，当系出于内心，而非泛泛虚语。

　　为了克服年轻时期形成的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1919年5月24日日记云：“今日研究性理书，思发愤改过，以自振拔，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谓“性理书”，指的就是宋明以来道学家的著作。蒋介石不仅读，而且选抄对自己进德有用的语录，写入日记，甚至作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铭。例如，1919年，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静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学家的做法，自制铭文：“优游涵泳，夷旷空明，晔然自充，悠然自得，此养性之功候也。提纲挈领，析缕分条，先后本末，慎始图终，此办事之方法也。”在此之后，他仍然觉得意有未足，又抄录道学家常说的“修己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诸语，作为对自己立身处世的要求。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记云：“晨兴，思良友，窃取乎朱子‘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二语以自循省。”可见，他对朱熹的学说有所了解。哲学史上有所谓朱陆异同之争，或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蒋介石对两派均无所轩轾，日记中也常有读王阳明著作的记载。如：1926年11月17日日记云：“车中闷坐，深思看阳明格言。”

　　在这一方面，他是兼收并蓄的。

　　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1921年日记云：“晚标签《曾文正公全集》。此书曾经一番用功，甚叹遗失于永泰之役。今得复见，不啻旧友重逢也。”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蒋介石在福建讨伐李厚基的一次战斗。此战中，蒋介石中敌缓兵之计，仓促中弃城出走，仅以身免，随身携带的曾国藩著作连同日记等物遗失殆尽。蒋既自称“此书曾经一番用功”，可见，他在曾著上是下过大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