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互联网界相当浮澡。虚假价格之争，推产品强行出位，让人不得不想起前几年郭凡生代表的慧聪网与马云代表的阿里巴巴之间多年的角力。这两家公司都充满传奇的色彩，人们习惯称之为 “南阿里，北慧聪”。 慧聪是20年的老品牌，有着辉煌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津津乐道于它在03年上市一夜造就126个百万富翁的故事。至于阿里巴巴，更是中国B2B行业毋庸置疑的老大，阿里的迅猛崛起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疑，阿里和慧聪都是成功的，而恰恰是这两个成功的企业，在B2B道路上曾经发生多次的角力。回头来看，他们的争斗与当今互联网的价格仗性质完全不同，值得深究。 制度与价值观 慧聪创办于1992年。1992是个特殊的年份，特殊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特殊在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他们中间的成功者被称为“92派”，郭凡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体制内的人跑到体制之外去，而且是去当商人，对一个“学而优则仕”的民族、一个追求公有制的政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但想一想也合情合理，很多事情在体制内做不了，出来就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可以亲手去验证自己的理论。 郭凡生就是这样的想法。其实早在下海之前，他就一直在研究企业体制改革，1985年发表的论文《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唯一思路》引起了学术界的理论交锋，用这样的思路指导内蒙企业可均无成效，于是他决定自己干。慧聪成立的时候，郭凡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劳动股份制写进公司章程：“单个股东分红不超过分红额10%，股东分红不超过30%”，亦即“每年分红的70%作为劳动分红给职工”。 郭凡生说：“企业制度是根本问题，是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运行规则。主要包括激励和管理制度两方面。激励制度包括企业产权制度、工资制度，员工持股制度等等，解决挣回来的钱怎么分，这个制度解决不好，人就不干活。”他极力推行股份制，指出好的制度可以让懒人变勤奋，让笨人变聪明。他讲股份制讲了20多年，现在还在讲，这是他的“理想”，他认为自己最大的价值在于使资本市场对知识经济的规则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知识经济的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制度。 同样为了解决“员工不干活”的问题，马云采取了统一价值观的方式。两者区别在于，制度改变个人与组织的利益关系，价值观是为了统一奋斗目标，让独立个体为了相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制度像一张网，把所有人串联起来，价值观是一个平台，把人放到相同的位置。 阿里巴巴有六大核心价值观，对员工价值观的考核占绩效考核的50%。马云曾说：“很多人刚进阿里巴巴，觉得我们的价值观、使命感比较虚。但只要马云在一天，这就是一个天条。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容忍，但是背叛共同的的目标和价值观不能容忍。”“如果有一个销售员工业绩非常好，但他的价值观很差，团队合作很坏，不讲诚信等，我们称之为‘野狗’，当即开掉。” 在马云看来，坚持核心价值观比赚钱更重要更迫切。 责任与使命 “使命感”是马云热衷的另一个词。马云认为阿里的使命是“促进开放、透明、分享、责任的新商业文明”。他说：“假如你不能让你的员工坚信你所倡导的这一切是为了完善这个社会，一切的努力是为了让员工成长起来，那企业是不可能做好的。”他想让员工知道阿里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这件事情也是员工的使命。员工有了使命感，才会形成强大的驱动力。 和使命感这种形而上的东西相比，学者更爱谈论责任感。 责任就是社会关系，是利益关系背后的道德关系。郭凡生认为责任就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谈到“企业家精神”时他说：“有人说是慈善，这是企业家精神吗？不是。”“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同样的投入，有更多的产出，这就叫企业家精神。 他还认为培养人才是企业的任务，“创建一套好的制度，让三流人才进来，过一段时间变成一流人才，这就是企业的作用。”“如果企业还是原样把懒人推回社会，就没尽到企业的责任。”他招聘的时候并不看重学历，因为他觉得“当我公司的生产效率比别人高，而员工的平均学历比别人低的时候，我为这个社会做了贡献”。 他还反对社会对家族企业的偏见，认为家族企业老板不应该羞于承认，“我们用20%的投入几乎解决了90%以上的就业”，“是我们创造了中国今天的辉煌。社会不会忘记我们”。在他看来，履行对社会的责任比什么都重要，号称要使慧聪成为制造百万富翁的永动机。关心群体的利益，这是一种政治家的情怀。 显然，郭凡生和马云都是标准的理想主义者，做公司对他们来说，是在追求一些名利之外的东西，那就是“理想”，一个世纪以前我们或许会称之为“实业救国”。所不同的是，郭凡生的理想有更强的学术意味，而马云则哲学味道更浓。这和当今互联网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你死我活的价格战方式相比，郭凡生与马云的角力无疑上了一个档次。 阿里与慧聪，有竞争，但更是一种互补。有区别，但更显相似。无论是制度还是使命，能为中国企业寻找到长青的模式，能为中国经济做出贡献，就都是社会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