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提分配政策改革，但是我们从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分配政策不应该是重点，重点是社会政策。政府有责任和义务营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我们应该搞一个系统的“立足点工程”、“中产阶级工程”和“藏富于民工程”。和美国、德国比，为什么我们上学贵、买房子贵、工资少、压力大?根本原因是人家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系统做得比我们好。要知道，全世界的税收都是以促进公平为目的进行转移支付的，中央政府应该利用财权保证全国老百姓得到基本一致的公共服务，缩小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地区内部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而高效的不需要“跑部钱进”的地区之间转移支付，需要我们建立目标管理制的行政流程和透明公开的问责程序。

　　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反复强调：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所以，老百姓的参与非常重要。没有老百姓的参与，保障房的标准和过程就缺少合法性、认同感和公平感，没有老百姓程序性地、建设性地表达民意，水价、电价、油价、车价都无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在一个个具体关系到社会和人民利益的经济决策中，创造性地让民众参政议政。

　　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决策委员会向社会开放?比如交通委员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由出租车司机协会来推举，三分之一席位由市长直接提名社会知名人士和热心公益的个人出任，余下的三分之一留给主事的政府部门。实际上，在纽约都市圈，本地的交通规划委员会、学区教育政策委员会都是这样对社会开放的，由此形成社会与政府的良好互动。要知道，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社会的民智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以上海磁悬浮项目为例，政府聘用的专家里有相关专业的大学教授，而沿线居民中也有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基于同样的道理，从民怨甚深又有切肤之痛的教育学区改革等着手，交给民众决定自己学区的政策，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政策的支持，即便是有些决策失误，也很容易取得民众的谅解。

　　我们能不能改变发改委的工作作风?将发改委由高高在上的决定企业命运的机构，变为以科学、客观、专业的政策调研和决策分析报告来辅助上面讲的决策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央的决策机构对地方的管理也应该转变作风，由过去的审批为主，变为指导为主，以决策科学化监督目前最大的权力真空，即地方项目的决策政绩化、短视化。这样，政府的决策风格就会逐渐由目前的前导能动型变为后置否决型，就像香港政府对香港证券交易所的管理风格，更多的是请外部董事来决策，而自己只在关键时候行使否决权。

　　到现在，我们还没怎么意识到：很多经济问题的背后是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有赖社会的广泛参与。比如，工资问题的根本是社会政策出了严重问题，这方面我们在改革上严重缺乏信心，只是一味抑制和回避，其实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工会。在我们印象中，工会是和企业对着干的，会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国内媒体对工会的报道也都是负面的。国内学界对工会的研究也相当匮乏。

　　而在国外罢工、骚乱这些都只是个别现象，工会的作用更多的是积极的。比如说德国，德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正是工会的有力作为使得德国的工资持续多年连续低于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也就是说，正是工会帮助默克尔政府实现了削减德国劳工工资，从而实现提高德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提高德国社会总体就业率的战略目标。同时，透过对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对比，更是清楚地表明一个有作为的工会制度和土地制度对制造业是多么重要。事实证明，完善的工会制度是强大制造业不可或缺的管理力量。我们过去总是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完全忽略了工会的作用，这显然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

　　但要把权力真正还给社会，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地方。地方现在是无限责任，现在我们很多问题不是没有问责，而是什么都对地方问责。我们也许应该大胆地想一想， 是不是要像对央行设定法定目标一样，也给地方政府明确的有限责任。我们现在给地方无限的责任，表面上每次都对地方问责了，实际上，为了应对食品安全、房价物价稳定等涉及社会稳定的经济问题，地方大量制定行政法规，而行政法规中动辄乱罚款、乱整顿。

　　这么问责下去，长此以往真正受害的反而是企业。现在地方对企业的骚扰已经没有边际，从消防安全到节能减排，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甚至临时组建的办公室或领导小组都能关停企业，企业要在生产经营之外应对如此繁重的社会任务。我们看织里事件、增城事件本来都是基层税收问题，但是乱摊派、乱授权导致基层政府职能外包化，外包摊派又沦为黑社会化，最终酿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府危机。

　　在经济管理中，不仅基层对企业的干预缺少法律规范，上对下的管理也往往缺少内在约束，这样同样会造成问题，常常导致好心办坏事。比如，劳动关系法在没有试行的情况下就强制推行，而“五险一金”也是不分青红皂白要求企业一次补齐。更严重的是，在全世界最低工资都是反复咨询、慎之又慎的，可是我们很多地方却说涨就涨，根本不考虑会不会伤及企业、伤及就业。这种缺少法律规范的强制行为最为严重的是我们的土地规划，乱规划、乱拆迁，各地都喜欢搞政务区、搞产业园，把辖区企业都集中搬到一起，这样做对地方政府来说容易出政绩，容易申请国家级产业园，还能腾出市区的土地，获得土地出让金收入。可怜的是我们的企业，被折腾来折腾去，很多企业因为地方政府拖欠土地补偿款或拖延腾挪土地而陷入危机。比企业更可怜的是我们老百姓，因为企业通常有土地证，可是老百姓却被地方政府创造性地发现了“弱点”，各地竟然极富创意地搞出来一套先“依法”认定违章违法建筑、再以拆违为突破推进拆迁的工作思路，其恶果就是直接丧失了老百姓对法院、法律和政府的信心。

　　总而言之，基本的经济公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滥用优势地位、反行政垄断)和市场经济伦理已经无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中得到保障，而闭门造车的经济改革因为缺少问责制、缺少自我改革的动力，已无法维护经济公平和市场伦理。单靠经济改革已经无法完成改革的使命，中国改革的下一步，是以社会改革带动整体改革，是我们需要以社会公平和扼制腐败为目标，重新构思整个改革的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