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抗战前后来到中国考察的外国人中，埃德加·斯诺是1936年进入延安报道“红色中国”的导师，其次就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即进入八路军华北敌后战场的卡尔逊了。卡尔逊与斯诺是1928年在中国相识的老朋友，并且在此行前看到刚刚出版的《西行漫记》，与斯诺讨论过进入八路军控制区的可能性。当时，萦绕在卡尔逊心里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斯诺想了想后告诉他，“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一批谦逊、认真的人，说话和行动都很谨慎。不妨以中国人保存面子的习惯作例子，他们尽力征求批评意见并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以纠正这种习惯。逃避责任和拖延被他们视为大敌，他们迅速而又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问题。”

斯诺选择了一个特殊角度向卡尔逊介绍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即：他们是有着不同“做派”的新的中国人，这可能打破西方人固有的关于中国人印象的思维定势。实际上，在看过很多此期间外国人写中国的书后，笔者发现这种“思维定势”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外国人心中。在他们看来，能否看到颠覆这种“思维定势”的人文新气象，在某种程度上说即是中国摆脱传统困境、赢得新生的希望所在。

卡尔逊曾经三度来华。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卡尔逊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第4团来到上海“护侨”；第二次是1933年至1935年，作为担负美国驻华公使馆警卫任务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在北京学习中文；第三次就是1937年这次再来北京深造中文。他刚刚抵达上海，就遭遇淞沪会战爆发，被安排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海军武官处，担任军事观察员。

卡尔逊本人的军事履历十分传奇：自16岁起，他曾三度入伍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中均晋升至上尉，还曾参加过短暂的飞行员训练。这种特殊的军事历练，使其军事眼光颇为敏锐、透彻。在淞沪会战的火线上“观察”了中日两军的交战后，他即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中国此战以渐渐复苏的民族主义为支撑，“人民的觉醒”是对日抗战能持久并赢得胜利的基本依据，而“日本低估了这个国家”；二是，表面上强悍不可一世的日本军事机器，按西方标准来看不过是“三流军队”，并非不可战胜。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淞沪会战表明中国军队缺少的是在阵地战中打败日本人的装备、训练和组织。然而，中国军队和人民群众都显示了在民族自救事业中忍受艰辛和共同合作的意愿。如果这种精神扩展到全国并得到明智的引导，就能抵消日本人享有的现代军事装备和组织的优势。”

众所周知，美国的军事观念素来崇拜物质力量，一个接受美式军事传统熏陶的海军陆战队军官，能将“人的因素”置于如此高的地位予以肯定，显示了其卓越的见识。当时，“从北方传来了中国的八路军在山西省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的消息。”他在思考这些消息时写道，“我开始看到席卷这个国家的团结和民族主义的强有力的精神，能转变成令人生畏的抵抗方式。或许北方的领导者正在做了。用中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去抵消日本人在火力和机械化装备方面的优势。如果是这样而又成功了，就将改变这场战争的整个面貌。”

从1937年8月中旬开始，前后历时18个月，卡尔逊追随着战火“赶场”般地穿梭于中国各地。除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等正面战场外，期间曾两次巡游延安和华北敌后战场，累计行程4000余公里。在解释自己做如此大范围的战争考察的动机时，卡尔逊写道：“战争进行到第一年的最后季度，我已看到过两个阵地战前线的军事行动，也看到了游击战的前线。这两类战争，后者似乎更适合于中国的目标，即不让日本得到胜利的果实，延长战争时间直到中国生长起足够力量赶走侵略者。”

2 1937年冬，卡尔逊第一次来到华北敌后战场考察，由作家周立波陪同并任翻译。从山西临汾到河北阜平，先后结识了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主要将领，并与他们深入交谈，试图了解八路军所擅长的“抗日游击战的战术方法”以及“指导士兵行为的准则”。此时，八路军刚刚开抵战场不久，虽然卡尔逊错过了轰动一时的“平型关大捷”，但却从这支正在敌后“生根”的队伍中看到了很多新气象。在八路军总部驻地临汾，卡尔逊首先看到的是朝气蓬勃的八路军“学兵队”，感受到了他们“相当热情和同志式的”气氛。在由北向南上千英里的挺进中，他一度与近600人的警卫和游击干部学校学员同行。在穿越正太路日军封锁线时，32个小时行军58英里，最初的43英里只用了20小时，且无一人掉队。途中，卡尔逊凭着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练就的体魄，才勉强能跟上队伍，令其惊叹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1938年春，卡尔逊来到延安，与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着重向卡尔逊讲述了中共关于抗战和建国的主张。此后，卡尔逊从延安出发，开始第二次华北敌后战场之行。安排了刘白羽（作家）、欧阳山尊（剧作家）、金肇野（新闻工作者）、林山（诗人）、汪洋（摄影家）五位“新中国的青年人”陪同，并由欧阳山尊任翻译。在此次旅行中，他先后与邓宝珊、马占山、贺龙、赵承绶、聂荣臻、彭真、吕正操、徐向前、、沈鸿烈、范筑先等国共双方的将领和官员会晤，试图在“敌人后方的整个地区”，了解“人民运动的潜在力量”以及“国共统一战线的实际程度”。

在两次考察期间，发生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卡尔逊又在第一时间来到前线观战。返回汉口时，他曾与的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交谈，法肯豪森对国军在台儿庄没有继续进攻以扩大战果表示极其失望。对此，卡尔逊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力量蕴藏于时间和幅员辽阔的国土，巧妙地运用这些因素，中国将能延长战争，减少军事力量的较量以适应经济耐力的基础”；而“有远见的政策一定是防御性的，不断地消耗敌人，使敌人在占领的漫长战线上耗尽他们的力量，而中国的军事力量却会完整地保存下来。”与法肯豪森和史迪威不同，卡尔逊不认为西方人认同的战争原则就一定适用于中国。他比较接受“中国的战争”这一特殊性。而和八路军的努力，让卡尔逊看到了其前景。他认为，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希望是在八路军身上，它的战略战术和所奉行的政策都是应予推广的榜样。他说：“必须考虑中国问题的更加广阔的方面。山西只是这个国家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中国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经证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式推广到中国的所有地方。”他归纳说：“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简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化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日本人的战争机器，在受到坚持抗战的激发和训练，准备忍受种种困难的民众面前很难占优势。它不可能摧毁一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其对手的军队。其征服山西的企图大概将像挖掘大洋一样地落空。”

如果说，以戴维斯、谢伟思为代表的美国外交官，及以斯诺和白修德为代表的美国记者，能超越意识形态藩篱看到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优长，似乎还有着“文人”丰富的知识背景为基础；像卡尔逊这样的“纯牌”军人，目光却能超越八路军明显的“物力”之弱，而看到其“内力”之强，并以此断定这支军队大有希望，这无论如何有些不可思议。对此，斯诺曾经评论说：“1938年，除史迪威外，卡尔逊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认识到日本人战线后方游击队这种惊人发展的重要意义的美国军官。”

3 在卡尔逊身上，很多人感受到一种单纯、正直的性格，以至于无法按惯性思维为其“划线排队”。他如此描述：“他留给我的难忘的印象是：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中，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这样的记述，在戴维斯、谢伟思等政治观察员看来，自然是过于缺乏阅人的“城府”了；但是，从另一面说，这个心思简单的人又看到了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

当第二次从华北回到武汉时，卡尔逊怀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心情，马上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坛上，把自己在游击区的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情，原原本本地告诉驻在那里的外国记者。“他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他亲眼见到的地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发言的记者们满怀热情地说明情况。”史沫特莱形容说，卡尔逊“简直像个着了魔的人”，不放过任何一次演讲的机会，对任何问题都乐意坦率地予以回答。他还允许记者们披露他的名字。他说：“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罗斯福总统对他的言论极感兴趣，曾单独接见卡尔逊，并交给他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希望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眼里的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支持卡尔逊提出的计划，建立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样一种独特组织，并派自己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担任卡尔逊的副手。卡尔逊在组训突击队的过程中，把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制度与他在八路军中体验到的官兵一致的内部关系结合在一起，并将这种精神命名为“工合”。1942年8月9日，卡尔逊率“工合”突击营以潜艇运载兵力秘密接敌，突袭了日本占领的马金岛，取得了出色战果。他以卓越的战功，3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罗斯福总统还破格晋升其为海军陆战队准将。

卡尔逊率队突击马金岛之际，瓜达尔卡纳之役刚刚展开，“工合”突击营的经验无疑提振了美军士气。这位不讳言自己“复制”了八路军经验的优秀军官，为他在中国和美国对于八路军的宣扬，做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注解。